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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拾破烂青年的追求

缪琳  选自《知音》1995年第3期

  一个拾破烂青年的追求一个拾破烂青年的追求一个年轻人只要自立自强,他的奋斗,他的进取是会被社会所承认,被人们所赞许的,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他在火车站广场睡了三天,

  第四天随人去拾破烂

  张福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电影,甚至没有见过火车。他的家乡在离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仪征,那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现代化工业城——化纤城。但是他所在的村,却是那个县最边远最贫穷的地方。按他的话说是“被现代化遗忘的角落”。

  近几年邻里乡亲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去了深圳,有的下了海南。他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城市——南京。他心里盘算,如果找不到打工的机会,10元钱的路费就能回家了。

  到南京,他举目无亲,又没有特别的手艺,在城里转了三天,没有任何人雇他做工。身上带的一点儿钱不敢花,晚上拾几张旧报纸睡在火车站广场。初春的夜风,寒冷刺骨,他望着漆黑的夜空,数着几颗零落的星星,想那百里之外温暖而贫困的家。宽阔的火车站广场,被民工睡满了。躺在身旁的一位老大哥听着他的叹息声,忍不住翻身起来说:“年轻人,不要泄气,城市里遍地都是黄金,只要你勤劳一点儿,动手去拾,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的。”第四天,他随着这位老大哥去城里拾易拉罐、废报纸、包装盒……拾一切可以卖钱的东西,然后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天赚了十多块钱,他舒了一口气,赶紧买了张地图,开始寻找住宿地。从此,他在南京有了落脚点。

  每天清晨,他用一根小木棍,提着两个蛇皮口袋去拾破烂。渐渐地,他开始摸到了门道:每天他把自己收拾整齐,把蛇皮口袋也洗得干干净净,专去酒店、影剧院收购易拉罐,往往一次就能收到几十几百只,几个酒店转出来就是满满两蛇皮口袋。每月挣到一点儿钱就赶紧往家寄,那里有牵挂他的妻子儿子,有他应尽孝心的父亲母亲。

  他找到一份临时工,遇到一个韩国人,他人生的道路发生转机

  就这样,他一边在城里走街串巷地拾破烂,一边观察和熟悉着这个城市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各种各样的人。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城市人的衣着服饰,举止谈吐,开始学说普通话。

  1993年2月的一天,他与往日一样去影剧院收易拉罐。在南京市中心最大的一家影剧院——“影视百花园”门口贴着一张招聘服务员的海报,他自信可以干好这工作,于是走到报名处。接待人员回答:“我们这里要南京市户口,要女服务员。”他愣了,咬了一下嘴唇,转身急急赶回他在城郊租住的小屋,很用心地将自己全身上上下下清理干净,翻出结婚时穿的西装仔细地穿上,提起了精神,又返身回到“影视百花园”,直接推开了经理室的房门。也许是他的幸运,也许是他精干又诚实的外表,也许是他言词恳切的请求,经理决定留他下来试用。

  “影视百花园”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更多地接触到高文化层次的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城里人的差异是一种文化素质的差异,一种知识修养的悬殊。他回到小屋,拿出随身带来的《新华字典》,趴在地铺上,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后来,他妻子把这厚厚一摞抄写的《新华字典》用报纸包好,带回了家,说等儿子长大了,要给他看看。一天,他与往常一样,在门口剪票,对每一位来宾表示“欢迎您的光临”。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微笑着用明显生硬的普通话回答他的问候,这时他才发现,这位长相与中国人一样的年轻人不是中国人。他热心地上前交谈,知道了他叫李载晃,是韩国留学生,在南京中医学院学习。他们交谈了许多,很高兴能相互认识,李载晃乐意教他韩国语,而他,则成了李载晃的中文口语老师。

  他开始了韩国语的学习,可是遗憾的是南京城里却没有系统教韩国语的夜校班级。他自知没有正规的训练,很难学到一定的水平。他去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征询了老师的意见,选择了与韩国语同属亚洲东方语系的日本语,1993年暑假开始上课

  他用别人挣钱的时间来学习,他因学习放弃了许多赚钱的机会

  生长在贫穷的农家,他与哥哥在小学四年级时就不得不辍学,因为那时家中交不起仅仅3元钱的学费。他得回家种地,与母亲一起糊每只2分9厘的鞋盒,养家糊口。后来全家人咬咬牙,供养两个妹妹读完了初中,而他则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

  1993年暑期开始上日语初级班,当时有四个班共200名学生,而上到日语中级班时,只剩下一个班,共18名学生。那天晚上,记者去学校找他,班上只有10名学生了,也就是说95%的学生都难以坚持下来。班里现有的学员,不少是在校的大学生,来学第二门外语,其余也多是大学水平。老师说现在学习的程度,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水平。老师对他的刻苦和勤奋有着特别的印象,评价他的单词量比较大,但口语发音不很标准。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连一个起码的收音机都没有,更不要说随身听磁带。

  他能坚持学习下来,不少人都感到吃惊和不解,但如果你到他住的小屋看一看,也就能明白一些了。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贴满了白纸,从屋顶直到墙角,白纸上写满了日语,字迹大小不等,零散不整,可以看出不是“一日之功”。

  他选择了一条与其他农民所不同的道路。他用别人赚钱的时间来学习。每当上课那天,他就不再去拾破烂,而是闭门不出准备功课,他是日语夜校班的班长,每次上课时,老师都首先让他站起来念课文,背单词。这样既给了他练习的机会,又给了他学习的压力。他总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学得更好些,因为自己是一班之长。

  晚上9点多夜校下课后,他一路拾易拉罐废报纸等破烂,回到住处后,再将当天学的课文复习一遍,抄写一遍,记不住的就写在墙纸上,第二天醒来就可以看到,每天都要深夜一两点才睡,梦中还在背单词。

  他知道学外语必须要有语言环境,没有经济实力,穷人只有靠穷办法。他留心每一个学习和练习的机会。在金陵饭店做工,他负责管理院内汽车的停放。一次几个日本人在院内照相,转来转去,临走时提包遗忘在一辆汽车旁边,他上前用日语招呼:“先生,请不要忘记把提包带走。”日本人很感激,也惊奇他流利的日语,他们用日语交谈了很久。

  另一个语言环境是日本老师森永忠夫。这个在南京中医学院学习的日本人,曾有过几个中国朋友,后来发现这些人都是想通过自己找担保人去日本。当服务台的小姐受他之托,前去替他拜师时,自然被拒之门外。他没有泄气,自己打电话去,再三表示了诚意,心诚能使石头开花,最终,森永忠夫接受了这个农民学生。他每隔一段时间将积累的所有问题整理出来,去向日本老师求教,请老师纠正发音。这个日本老师并不好见,每次电话预约都要提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后他们成了朋友,因为他的勤奋朴实,因为他的锲而不舍,也因为他令人欣慰的进步。森永忠夫给他的评价是,中国农村的小伙子与城里人不一样。为了保障夜校的学习时间,一次次做工的机会因为不能上夜班而放弃了。去年,他被“一千零一夜”歌舞厅招去做服务员。上班后却安排他做清洁工。一个堂堂男子汉去冲洗厕所,包括女厕所,他仍很认真地去做。当他很坦然地讲述这一切时,记者却从内心感到一种震动:一个人明确了生活目标时,对荣辱、艰辛就能够淡然和超脱了。

  一个在城里拾破烂为生的农民,

  读日语究竟想干什么?

  民工潮涌向城市,大多数人目的都很直接:闯世界、挣钱、回去盖房子、养家糊口。多数人苦了几年,挣了钱就回乡了。少数人学了手艺、技术,带回家乡办厂致富。少数人进城后抓住机会发了大财,买了房子,甚至买了城市户口,在大把大把的票子面前却迷失和丢失了自己。而他,可以说至今只是温饱水平。他的一辆旧自行车是同学最近才送给他的。几年来一直都是步行去收废品,用一根小棍担着去卖。步行去夜校,单趟就是1小时40分钟。租住的小屋里唯一让人注目的是一排整齐摆放的日语书籍。

  他的经济头脑与常人不同。每月他铁炮都轰不动地汇回家100元钱,自己交房租80元,生活费120元。挣足这些钱之后他就不再做工、拾破烂了,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他说:钱是可以用完的,知识装在头脑中是一种用不完的财富。他在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学习的课程到寒假就要结束了,学到这个水平的人越来越少,下学期可能就会因为报名的人太少而开不起更高一级的日语班。他不想就此而中止学习,曾跑到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询问,是不是可以不要文凭,参加旁听。学院的惯例是要有一张证明,加一笔赞助费。这是一笔对他来说不小的费用,他还不知怎样筹措。

  不要文凭,是因为他已去上海参加日语定级统一考试。他去日本大使馆询问了去日本的手续、费用等等,他想去日本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他说我们现在的大棚蔬菜,其品种产量都还不如日本,他想将这些技术学习回来,造福他的家乡。

  张福龙的事迹在南京市被许许多多的人所关注所称道:

  一位台湾独资企业的老板,为张福龙的刻苦奋斗精神所感动,主动去寻找他,聘用他去企业工作,并愿意资助他继续深造。

  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正设法帮他联系去日本学习的机会;一些不知名的热心人,摸到郊区他租住的小屋,送上日语书本……

  一个年轻人只要自立自强,他的奋斗,他的进取是会被社会所承认,被人们所赞许的,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想一想·查一查

  联系实际想想“自立自强”在人生中的意义,想想这位青年的学习动力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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