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诞生

　　当时在武汉中央军事部(以后通称“中央军委”)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李强，曾在1981年10月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在‘四·一二’后我到武汉，到了武汉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那时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军委下面有两个长：一个参谋处，参谋长是聂荣臻同志；秘书长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我当时在特务科。”

　　周恩来在武汉军事部创建特务科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尤其重要的是：为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1927年秋天开始建立、逐渐健全起来的。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工作。

　　1928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当时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特训班。

　　周恩来为他亲自所领导的中央特科制定的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就进特科，直到1935年9月特科撤销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有一次他却说过：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1927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以后，这个“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三个点。”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扮做“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单是容易受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1981年10月，有一天，李强回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在谈到“住机关”的时候，除了讲述了上述那些话，还举例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真人真事编写成的故事影片，男的叫李白，女的就叫裘慧英，她现在上海，是外贸部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6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过了20多年，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李一氓才晓得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主要还是为中共中央设立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地点。如在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现云南中路171-173号)，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责同志像似顾客可免人怀疑。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为了掩护，周恩来又调来19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并且相互留有良好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他们两位在四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终生甘苦与共的革命生涯。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福兴商号”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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