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预言多年以后的事，但我觉得文学没有死，文学在中国还活着。———王蒙

　　由《文艺报》、《文学报》及《小小说选刊》联合举办的首届金麻雀小小说节暨2003~2004年度《小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小说作品颁奖大会及创作论坛于近日在河南郑州举行。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汤吉夫等出席了会议。时报记者在与会期间，就当前文坛的种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及敏感话题专访了王蒙。

　　时报记者 吕啸天 摄影报道

　　1、文坛“怪”现象

　　记者：当前文坛出现不少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有的作家作品写得很好，很有思想性和文学性，但书出版后却卖不出几本。相反，有的作品写得很一般，但经过市场运作或是炒作后却卖得很火，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蒙：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面临着很多新的可能及新的困惑。有许多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碰到过的。有不少被文艺界肯定的作品却没有市场，经过一些努力也没有效果，这些作品的作者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也有一些令人感到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文学现象，比如“低龄化写作”、“超低龄化写作”、“用身体写作、用下半身写作”，这类作品让许多人感到文学质量不高，但却获得了成功，这确实令人费解。

　　记者：“高质量作品没发行量没有读者，质量不高发行量却很高”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不少资深文艺批评家的担忧与恐慌，以致产生这样的疑虑：读者的阅读鉴赏能力出现大面积的下滑。对此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王蒙：写作、办刊办报不能作秀，要踏踏实实做事。但是，也不能自视清高，办刊办报就应注重出版发行，刊物没有受众，写出来的作品没有人看、没人响应、没有人阅读，空谈理想是没有作用的。质量不高发行量却很高这种现象折射了文学作品新的市场动向，我现在还不能评价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还在思考。不过，我坚持一点，就是要用建设的态度、良性的循环来回应市场的挑战。

　　2、文坛“骂”现象

　　记者：这几年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炒作方式就是“骂”，如王朔骂巴金、还有名不见经传之辈想以骂您王蒙先生来出名。文坛给社会的感觉就是一片混乱，异常的浮躁。这根源是什么？

　　王蒙：前不久，我看了蒋子龙写的一篇文章，说他出国时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专访，对方问他中国有没有文学大师，蒋子龙说中国有大师，此话一出马上招致国内传媒的一片攻击。蒋子龙于是悟出一个道理：文坛一定要骂！在后来的一些社会活动中，蒋子龙大骂文坛没有黑白、没有廉耻、没有道义，结果掌声雷动。全国不少媒体都随意报道，纷纷在谴责文坛。我对此是有很大的感触，但文坛也不能这种进行谴责。在这样不很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应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应有什么样的文学创作格局，我们应进行思考和讨论，但是这些问题时下又很难进行讨论，因为讨论还没说多久就骂，讨论带着太多个人化及情绪化，这于事无补。这是否说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选择？

　　3、文坛“平民”现象

　　记者：当前文坛在不自觉地流行与倡导私人化、平民化的写作态度，这是否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贵族化的、另类的写作态度就应加以排斥呢？

　　王蒙：文学作品不显示高高在上教训人的姿态，倡导平民化的写作态度，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但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写作态度，只要作品写得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应加以肯定。

　　4、文坛“生存”现象

　　记者：若干年前曾有作家提出没有文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说法，文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受多媒体的冲击，时下喜欢文学的人并不多，或将越来越少，这是否表明文学的社会功能正在被一步步弱化？

　　王蒙：时下《花城》、《十月》、《钟山》等大型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还保持在十万份以上，这很不错，这也表明文学作品的读者群还存在。文学作品不是干部必读、交通规则、炒股指南，无须人人要读，有一部分人喜欢文学，这是一种常态。

　　记者：文学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当文学进入视听网络文化娱乐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正在遭受极为严谨的考验。文学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若干年之后文学还能存在，尤其是还能以报刊的这种文本形式出现吗？　

　　王蒙：有人称当前中国文学创作已进入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有人公然说，文学已经死了，小说已经死了，中国小说创作已经到了边缘阶层、已经到了死亡时期。这是所谓的进入视听网络创作时代的“伟大的”、惊人的预言，散布这一预言的人正在用一种惟恐天下不乱的想法通过多种渠道对外传播。我不能预言多年以后的事，但我觉得文学没有死，文学在中国还活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拿出大量的资金办大量的文学刊物，拿出那么多的载体来刊发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正在为国人新的精神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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