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廉洁自律，心中无我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情操

　　不贪曰“廉”、不污曰“洁”。古人从政做官崇尚廉洁，而只有廉洁才能真正做到清正为民。因此，历史上的包公、海瑞等清官廉吏的事迹向为万民传颂并受到后世敬仰。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取得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要做到清正廉洁，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表现特别突出。

　　周恩来身居一国总理的高位，从不谋私。他平时外出开会或到基层视察工作，喝茶、吃饭、洗衣都是自己付钱。每次因私事用车或是去看望党内外朋友，都是自己付汽油费，若司机偶尔忘了记帐，还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外事往来中，凡是以他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国家总理名义给外宾的礼品，按规定可以由公家出钱，但周恩来总是坚持自己付钱。有一次外交部礼宾司要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某国送蜜桔，鉴于两国的友好关系，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赠送，说这样更亲切。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告，既然用个人名义送，所有费用均由他本人负担。当秘书把总理仅有的400元存款交给礼宾司时，大家都深为总理清正廉洁的高贵品质所感动。有时他为了工作请党外朋友吃饭，也是自己出钱。他对朋友说：“这是小超请客。”周恩来一生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从来不要稿费，平时稍有节余便多交党费，卫士知道的就有多次，最多的一次交了5千元。因此周恩来没有多少积蓄，更没有遗产。他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出版社给了3万元，邓颖超同志考虑到总理生前从不要稿费，而他又一直惦念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便把这3万元稿费送给了延安老区人民。

　　周恩来从不收礼，外宾送的礼品一律交公；国内送的礼品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周恩来家乡人民为表达对总理和邓大姐的敬意，淮安县委曾送过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第一次是藕粉、莲子、工艺品，由县委托人顺便捎到北京，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当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同时汇去一百元，大大超过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县委送了点茶馓子，是县委书记上北京开会带去的．周恩来委托办公室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又带给县委一份中共中央不许送礼的文件，亲自在上面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此后淮安县委再也不敢给总理送东西了。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他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亲属有困难，他或者给予经济上帮助，或者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以公为私，这是严格的。”他唯一的胞弟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出意见，又在大会上讲了这种事，说他的胞弟既“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规定办理因病退休”，不能当参事“拿干薪”，“如果他因此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并说“我讲的不是客气话，是要让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他的胞弟周同宇提前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当教员。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打算把周尔辉的妻子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后来由邓颖超出面给侄媳做工作，组织上调周尔辉到淮安县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当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时，周恩来又教育侄儿周荣庆下基层，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后来周荣庆当上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时，周恩来又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草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大学毕业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并与蒙族青年结了婚，在内蒙安家落户。此事在人民中传为美谈。

　　周恩来是党内透明度很高的领导人，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他多次讲过自己亲属中有劳改分子，这是指与他一同长大，小时候交情很深的一位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我们建过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1953年因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没能转正，1958年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助他正确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考验，说“不能因为你是总理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这个堂兄的孩子后来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转为正式党员。

　　周恩来去世后，晚辈们在人大会堂听邓大姐传达总理的遗嘱：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不能有丝毫特殊。

　　周恩来个人生活极为俭朴，甚至可以说是“清贫”。建国后，他一直住在西华厅，这是一座前清留下的老式旧平房，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是大块方砖。组织上几次要给他修房，均遭拒绝。周恩来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修了又修，补了又补．他出国从来不要置装费，总是自费做衣服。一次他出访开罗时，卫士们忙，使馆女同志争着给总理洗衣服，一看总理的衬衣领子、袖口都是后换上的，内衣还打了补丁。她们含着泪水给总理的卫士提意见：“总理代表我们几亿人民，你们怎么能让总理穿这么破的衣服?”一位女同志说：“是不是国内买衣服要布票，你们缺布票?”她出钱买了件衬衣送给总理，但周总理不收。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一向尊崇的清、正、廉、洁，在周恩来身上都有最完满的体现。

　　四 重民亲民，体恤下情与密切联系群众、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民为邦本，重民亲民，是历代进步思想家所尊崇的道德准则。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宋代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共产党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理所当然地应时时处处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周恩来一生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堪称楷模。

　　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他终生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奋斗，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因此，他最难过的事，就是看到一部分人民群众还未摆脱贫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看到延安人民生活还相当贫困，他难过地哭了，说：“我作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一个国家的总理，我感到对不住老区的人民啊!”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感动得落泪了。在访问的间隙，他召集当地党政军代表开会研究如何把老区的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关心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从党内同志到党外朋友，从专家学者到一般文艺工作者、中小学教师，从东北鞍钢到云南个旧锡矿的工人，从延安保安县婴儿死亡率到全国农村尤其是老、少，边地区的地方病，从水旱自然灾害到地震的破坏，凡是与群众疾苦和生命财产有关的事，都牵动着他的心。1966年3月，邢台地震时，他冒着余震危险，几次到现场慰问灾区人民，指挥救灾工作。4月1日，他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一天没吃饭，一刻也未休息，连续工作，使灾区人民大为感动。

　　他关心工人，亲自过问“王铁人”的病情，要求医生经常向他汇报治疗情况；他关心农民，在遵化县“穷棒子社”与贫下中农促膝而谈；他关心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参天大树，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专家、学者；他关心干部，“文革”期间，冲破种种阻力，保护了大批干部；他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参加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接连七鞠躬，令在场的人涕泪交流。

　　周恩来关心人民群众，从不放过一点一滴的小事。一次，他夜间乘车通过宽阔的长安街时，想到行人横穿街道时不安全，建议在路中央设置安全岛。雨后，他嘱咐司机小心行驶，不要把街道的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他住的西华厅墙外是14路公共汽车站，汽车往来，上下车很吵，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 。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

　　周恩来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75年3月一次大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的周恩来把医生叫到床前，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并交待，“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关照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

　　鲁迅先生说过：“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在饲养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周恩来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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