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正面引导的方法来给刘亦婷“长期灌输”外，刘亦婷的家长还采用了吓唬的手法。比如，看到街上被人赶来赶去的小贩，他们便借题发挥，对刘亦婷说，“如果不好好学习，没有真本事，将来就只能当个无证小贩。”　　

　　婷儿6岁之前，已经培养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但刚上小学的时候，仍然被大量抄写性的家庭作业弄得厌烦无比。在教学体制无可选择，也不可能让孩子热爱或逃避枯燥作业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把生活的压力导入婷儿的学习动机，让她看清楚：适应学校的学习与她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当时成都闹市区常有无证小贩被纠察人员撵得四处逃窜，婷儿曾多次近距离地看到过小贩们惊惶的表情。我们借机告诉婷儿，如果不好好学习，没有真本事，将来就只能当个无证小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婷儿虽然同情无证小贩，但绝不愿落到这种下场，从此再没有说过不想做作业的话。因为她已经明白了：求学其实是自己的事，不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前途的角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讲故事、树榜样，鼓励婷儿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小学阶段，婷儿为了争取保送重点中学，一直在主动争当前3名（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但不要求）。保送政策取消后，她仍然坚持完成了数学奥校的学习计划，如愿考进了成都外国语学校。申请留学时，婷儿主动把美国朋友拉瑞建议的申报两所大学扩大为11所大学，并把难度最大的哈佛纳入其中……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133页）　　

　　我们看到，孩子对于小贩的同情被迅速转化为歧视，继而转化为主动学习甚至选择读哈佛的动力。如果哈佛招生委员会知道刘亦婷申请哈佛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当小贩”，他们也许会把刘亦婷的申请材料直接扔进废纸篓。　　

　　不过，他们根本无从知道刘亦婷是怎么想的。我在前面提到，对中国人来说，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比中国的高考制度漏洞多得多，中国的高考制度挨骂虽然多，但它基本公正，透明。美国的招生制度相对国人来说则主观性太强，漏洞百出。就说刘亦婷的申请材料吧。她申请哈佛时写过一篇名为《顿悟》的作文。在这篇作文中，她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等等。可是在这里，刘亦婷的父母却透露出了刘亦婷学习的另一个动因，那就是“上了哈佛就可以不当小贩啦”，而非她在作文中所标榜的“我要让这些小贩们改变命运”。　　

　　从像安徒生爷爷那样为人类做贡献，到不要像小贩那样被人驱赶，再到学经济让中国的穷人过上好日子，可以看出刘亦婷学习目的的空泛。而可悲的是，这些学习目的并非刘亦婷自己独立的选择，而是其父母“循循善诱”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学习目的实际上就是刘亦婷家长的学习目的。至于这种教育方式有什么弊病，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后文会有详细论述。　　

　　“这种态度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孩子把学习看作头等大事”　　

　　除了利用刘亦婷小时候的梦想和小贩的凄惨境遇给刘亦婷灌输上名牌、读重点的思想外，刘亦婷的家长也没有忽视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给刘亦婷灌输“学习是头等大事”的思维。　　

　　我们每天必谈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上课学了些什么新知识———每天坚持问婷儿的学习情况，是为了给她传达这样的信息：妈妈非常关注你学习的进展，因为学习是你的头等大事。这种态度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孩子也把学习看作头等大事。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134页）　　

　　可以看出，刘亦婷家长所谓的“学习”，并非那种独立自主的学习，不是那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主动自发的学习，而是为了“分数”，为了“重点中学”，为了“名牌大学”甚至“高考状元”的被动学习。简单来说，就是以拿学历、拿学位为目的的应试性学习。　　

　　那么，这种应试性学习真的是头等大事吗？真正的素质教育并不这么认为。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拥护者看来，培养孩子全面的素质、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头等大事。“学习是头等大事”这样的说法也许在科举时代才适用。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对这样的说法便颇为反感，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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