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相对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认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倘若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至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懂得想。”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　　

　　“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而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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