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而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工作效率很高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里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十余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发奋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应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经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过于猛烈，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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