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不惟发一声呐喊，他早于1839年就派人收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出一部《四洲志》，“四洲”是沿用中国大众所知的佛书中的旧称，实际上已把五洲四海的有关情况悉数放在了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国人面前。　　

　　1841年，魏源捧着林则徐给他的《四洲志》深为震撼。魏源曾以道光进士任内阁中书，也算朝廷一个不小的干部，他就在1841年辞官，发愤著书，所著《海国图志》比《四洲志》更为详备地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军事等情况。1842年就有刻本50卷，到1852年扩编到100卷，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教材。可是，谁能把它拿到课堂上去传播呢？　　

　　从1840年到1860年20年间，清朝的统治者和大学士们没有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声音给予足够重视。更深刻而惨痛的一课还是洋人给上的，圆明园在熊熊烈焰中被烧成灰烬……　　

　　那个冬天，快马踏雪直奔关外的热河，送去一折奏疏，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予以批准，这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物的中央机构。第二年恭亲王等又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这就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初设英文、法文、俄文3个班，开始培养翻译人才。不久增设天文、算学，并增设德文、日文班。1867年又设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除教汉文外，其他课程多是聘请外国教师，其情形有甚于今日大学里来了外教老师，学生们挺兴奋的。　　

　　1872年清政府准许了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联衔上奏，并授命容闳主持选送少年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学校，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西式工业技术学校。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军事学校。1887年清廷也曾改革科举，把算学列入科举考试。　　

　　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中国人办洋务几十年的努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大不幸在我国多被视为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然而，一个农耕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工业，是断然走不到现代社会来的。甲午战争后，要求变法的康梁等人无一不是接受了大机器滚动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耳濡目染了本国洋务时代新兴的生产力之后，萌生出要求变法的冲动。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变法的声音中，办新学，被提到首要位置。1896年，清政府首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读高等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朝廷认识到：培养人才，要先育能育人才的人才。　　

　　面对破败的祖国、衰弱的祖国，梁启超们的热血才情也曾感动过不少朝臣大吏。1896年清廷出现了第一位向光绪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部长级干部，他叫李瑞棻。　　

　　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数十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疏请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1898年更以不肯坐视观望的胆略，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给光绪帝。　　

　　这年，先前赴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出版了《天演论》，为变法图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年，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并下令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但疏请建大学堂的李瑞棻还是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流戍新疆。此时蔡元培也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变法被镇压的戊戌年九月，弃官回故乡绍兴办学。那时没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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