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牛津，因为我爱读书，而牛津就是一本书。你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就像翻开新的一页。　　

　　—朱利安·格林，《我的城市》，1985年　　

　　“奥里尔学院？特别爱运动，好多美国人。”我在牛津大学的女房东用这句惯用语来形容奥里尔学院。划船比赛首屈一指，将女性接纳进他们的男性堡垒却忝居末位，直到1985年。这就和任何摄影小组都不会错过的它的多重背景一样，这些同是学院形象的一部分：奥克尔广场旁的彩色尖山墙房屋，有着弧形山花、挑楼、屋脊小塔的学校庭院，古罗马体大写字母像石头边饰一样装饰着大门。REGNANTE CAROLO这些字母组成的栏杆宣布：我来自卡尔国王的执政时代。奥里尔学院入口处的大院建于1620~1642年，当时的建筑十分流行这种阿拉伯风格的饰物，就像骑士衬衫上的镶边—镂空的字体，一种由法国引进的雅各宾时期石匠们的时尚。　　

　　大门上方的壁龛里有三尊粗糙的立像：1326年创办该学院的爱德华二世站在查理一世身旁，上面是供奉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原名为“受恩泽的圣女玛丽亚文院”，但由于新学院的名字里也有玛丽亚，他们就自称奥里尔—取自一座叫奥里尔的早期学院建筑，它的一个礼拜堂。只有凯尔特人① 的情结比牛津大学学院史的结纠缠得更厉害。　　

　　前方庭哥特式花格窗后面坐落着食堂和礼拜堂（1637~1642年），图书馆位于与之相连的后方庭。它是詹姆斯·怀亚特1788年设计的，共有7对，底楼是毛面砌石，上面是线条光滑的爱奥尼亚式立柱—小巧而显示其伟大。有则传说就诞生在那舒适的底层，那里是教员公用室，正如其他学院的院士们所抱怨的，那里逻辑味太浓。据说牛津运动就是在那里发起的，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怀疑。　　

　　当代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奥里尔学院学习过，化学家亚历山大·托德男爵和国民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更别提沃尔特·罗利田爵和托马斯·莫尔这些毕业很久的学生了。博·布鲁梅尔，摄政时期著名的花花公子，也曾经就读于奥里尔学院，虽然为时很短。有一回他用一根白带子系住一只寒鸦，让它在学院庭院里乱跑，用以讽刺地模仿院长的样子。但只有一位老校友成功地让高街上的母校增光了—泽西尔·罗德兹，一名很普通的学生，却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和牛津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要是泽西尔·罗德兹只有他的钻石矿和他的帝国梦的话，他的名字肯定早就随罗德兹主义一起在殖民史的曙光中为世人遗忘了，然而，没有比罗德兹助学金更能造福社会的了。　　

　　参观牛津大学，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一所学院赶往另一所学院。要想不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我们还是先去一座花园吧。当然是一座学院花园，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牛津最小的学院毗邻最大的基督教堂学院。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也很小，貌不惊人，大多数人会将它忽视。风铃草、报春花、紫丁香和勿忘我，青翠的花菜叶、薄荷、鼠尾草，枝繁叶茂，超出了花坪边缘和路沿，仍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乡村菜园加略显杂乱的花草，这一混合体为基督圣体学院花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花园结束的地方也就是城市结束的地方。站在城墙遗址的台阶上，我们能眺望远处的田野，目光掠过体育场、河谷草地，遥望基督教堂学院关闭的花园及其古老的梧桐树。　　

　　当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1517年创办基督圣体学院时，他将他的学院比做一座大花园，学子们出于对上帝的敬爱和自身的利益应该在里面像蜜蜂一样刻苦学习。为了让那里生长出“最优秀的草木花卉”，这位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聘请了“三位技艺高超的草药医生”：一位是让拉丁语蓬勃发展的专家，第二位是让希腊语蓬勃发展的专家，而第三位是学院的园丁之首，负责培植最高贵的奇葩，神学。5个世纪之后，在主教的学院花园里不光只有蜜蜂们在象征性地嘤嘤鸣唱，两名学生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坐在草地上讨论。谁认为这画面宁静安逸，谁就低估园丁的工作了。学生们既在院士花园里学习，也在花园里欢庆。对面的忍冬和醉鱼草下埋葬着伊丽莎白·多纳塔·罗森的骨灰，她是位古典语文学家，花园的女主人，55岁时去世，正如她的碑铭所言，她是“一位风趣、善良的女学者”。　　

　　基督圣体学院至今都在培养经典，然而，生物化学和因特网就像伊拉斯谟在图书馆里欣赏古典名著一样是无法抗拒的。毗邻的礼拜堂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雪松木香味。东厢是食堂，相距仅几步远。在这所小巧而可爱的学院里，一切都连在一起。就连无穷无尽的时间之谜也在入口大院里惟一的一根柱子占有一方位置：27只日晷，天文图，一个永远的日历—一根真正的数字和天文学的凯旋柱，1579年由查尔斯·特恩布尔设计。柱顶蹲着一只鹈鹕—基督圣体学院的象征，立于一切知识之上。庭院围墙上长着锦葵、桂竹香和耧斗葵、大戟、老鼠、竹子、雪松，还有一棵蔷薇攀援在门拱上方，数千朵小黄花正竞相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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