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接受那些品行端正、有礼貌、温和、谦逊、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　　

　　—摘自默顿学院的院规，1264年　　

　　我的女房东说，她的停车位号码很容易记住：1264，默顿学院的创建之年。停车位就在基督圣体学院旁边的一条石板路上，牛津的最后一条石块路，走在上面，我们脚下还能体味到中世纪的一段历史。门楼上的三角形门楣（1418年）表明了我们走进的是哪一种思想：施洗者约翰和耶稣在荒野中，中间是一本书上盖有7个火漆—上帝的启示，资助人沃尔特·德·默顿跪在地上。他是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希三世的大法官，他同时服务于教会和王室，他的学院计划要为两个机构服务，并受校长直接管理。学院式的自主管理，捐赠的财产，建筑的规模和布置，这一切让默顿学院成了指导性的学院模式。　　

　　在城墙和默顿街之间一块相当狭窄的地方，“默顿大学生之家”发展成了牛津影响最大（和最富裕）的学院之一。大门内院的主体是食堂和礼拜堂，是学院生活的中心。食堂前面长着玉兰树和白色盘状绣球花。哥特式橡木门上布满涡卷式和螺旋式纹饰，这是13世纪晚期最漂亮的熟铁艺术，和礼拜堂大东窗上精湛的窗花格形成于同一时期。沃尔特·德·默顿计划将他的学院礼拜堂建成一座修道院的规模，由主堂和侧堂组成。但最后只建成了圣坛（1289~1296年）和中央部分（1335年）—十字形耳堂（1367~1424年）和钟塔（1451年），气势已经非常雄伟，足够容纳8只钟的轰鸣了。因此默顿礼拜堂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仍然既宽敞又漂亮，成了学院礼拜堂的榜样。　　

　　威廉·莫里斯及其朋友们喜欢这座礼拜堂，尤其是喜欢它的中世纪的玻璃画。默顿学院的很多院士在那里都立有墓碑，黄铜的或石头的，或风格严谨或像托马斯·博德利的一样有着巴洛克式的典雅华丽。极其大方地包围着古典语文学家和外交官们的那些女性塑像，象征着音乐、数学、语法、辩论，再加上用做壁柱的书堆—博德利图书馆的资助人认为这也是一个合适的条件。这堵高墙用大理石和雪花石膏砌成（1615年），出自尼古拉斯·斯通之手，他是当时英国最好的雕刻家之一。礼拜堂前厅里的一块牌子上刻着默顿学院各任院长的名字。1994年，院士们将杰西卡·罗森选为院长，这是730年来的第一位女院长。　　

　　礼拜堂南侧是民众方庭。这是牛津最早的系统兴建的学院庭院，有4座规模相近的配楼，于1290年动土，1378年竣工。在东北角宝库的高大鞍形石屋顶下，存放着学院的财富和重要文件。底楼是院士们的住房，从房子里出来，穿过尖拱形大门，前往各楼梯单元。一间卧室住4名学生，每人另有小书房一间，书房各开一扇小窗。听古代精典作品课要往上走一层，去学院图书馆。　　

　　默顿学院的楼上图书馆是英国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中世纪图书馆之一。里面光线朦胧，还散发着木头和皮革的气味。在这里，我们能感觉到牛津古老的气息，比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浓重。1300年的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分成12类：赞美诗、《约伯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冯·阿奎恩、博纳旺蒂拉、奥古斯丁和其他的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16世纪中叶，默顿学院约有500册藏书。随着印刷图书的数量大幅飙升，默顿引进了节约空间的拳击场设制，1260年前后，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就已经执行这一体系了。书架和墙相垂直，过道两侧的书架之间放置写字台和长凳，像拳击台上一样可以坐在长凳上。牛津其他的学院图书馆也采用了这种布置法。楼上图书馆的文艺复兴式装饰和橡木书橱完成于1589~1590年。特别重要的书籍用铁链拴在写字台上，部分图书一直拴到1792年。这种铁链拴着的图书馆是从巴黎的索邦大学学来的，那是13世纪最重要的大学图书馆。学生们必须在原地掌握铁链拴住的知识，而他们的教授也会将一些珍品从默顿学院的借阅橱里借出去。早在修建图书馆（1371~1379年）之前就有借阅橱了，由3把锁锁着，只有3名钥匙掌管人全部到场才能将锁打开。默顿学院收藏有350多本中世纪的花体字手稿，最古老的是9世纪奥伊泽比乌斯的《编年史》。现在这座学院图书馆的6万多册藏书早已将楼下的房间占满了，就在从前院士们居住的地方。爱泼斯坦的半身塑像让我们想起了艾略特，这位美国学生1914年从马尔堡大学转到默顿学院，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哲学论文。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默顿学院建成了它的第三座、也是最大的庭院，院士方庭（1608~1610年）。这是牛津最早的三层楼建筑，有单独阁楼，是仆人们住的顶楼。该庭院极其对称，正面为古典式列柱布置，出资修建该庭院的人和重新装修老图书馆的人都是亨利·萨维尔男爵，一位博学多才的教授，担任默顿学院的院长近40年。萨维尔于1619年设立了两个教席，萨维尔几何学教席和天文学教席，为英国的自然科学革命做出了模范性贡献。早在14世纪，默顿学院就成了欧洲的一个天文学中心，当然也是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默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不仅仅是物理问题。这群自大的牛津的计算者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的无法量化的事物。由此看来，逻辑巷始于默顿街不是没有缘故的，不过，西奥多·W·阿多诺认为它只是一条死胡同而已。　　

　　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流亡者被纳粹党剥夺教职，他花了近4年时间才在牛津大学站住脚跟。1934年秋天，阿多诺搬进了默顿学院的新住处，由私人讲师变成了进修生。“现在我生活在这里，感到无以言表的平静安宁，工作条件非常舒适。困难自然是有的，因为要让英国人也能理解我的哲学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不得不将我的论文退化到儿童的水平上，好让他们理解。”他撰写有关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开始为“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做准备工作；而且身为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论爵士乐》的论著，使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旁门左道者。阿多诺即不熟悉牛津大学的实证主义思想也不熟悉默顿学院的学院风气。大学排外的团体不接受这位严厉的德国人，学院的辩论组织博德利俱乐部也不接受他。但阿多诺定期参加霍利威尔音乐厅的音乐会，他本人也在音乐俱乐部里演奏。当在英国大学里收获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于1938年再次流亡去了美国。　　

　　从默顿学院的花园眺望基督教堂草地的美景，这是阿多诺在牛津大学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参观了这座花园，正值莫德林学院钟塔里的钟开始变换鸣响之时。清脆的钟声仿佛升起于喷泉之顶，散落在屋顶和默顿草坪的树木上空。学院墙头的芙蓉盛开着白色和蓝色的花朵，在宽宽的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里还有一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那棵托尔金最喜欢的树，他也曾经是这里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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