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哲　　

　　我所就读的中学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高三学生不在教学楼上课，而是在校园中部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几座俄式教室里。语文老师曾不无调侃地指称这幢房子记载了一段历史，他指的是那几扇只能向里开的窗子，据说是“老大哥”的典型式样——无屋檐，窗向里。我们常坐在教室里猜苏联人为什么不怕雨淋。　　

　　我清楚地记得，高三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就在开学第一天。数学老师——我终生都必须感谢他在高三一年所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拿出那年的考试卷子，要让我们看一下有多难，接着便让我们来做。极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错得一塌糊涂。最后的两道大题打破头也没能做出来，而当时班里有好几个同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一来,让我清醒了好多，明白了自己在高一高二所掌握的那点东西要来对付高考还是很不够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看地图，将一个大世界地图铺在桌子上，常常从所处的位置出发，再找一个地方，一路走过去，记住所有经过的地名，想不起就得停下来。　　

　　然而此时，我感觉站在高三这个分水岭上，也像在玩这么一个类似的游戏——大学就是目的，前面的路必须一步一步走好，走稳，一直走过去。大学对于高三学生的吸引力，不是置身于其中或曾经有所体味的人绝对不可能想像出来的。我所处的小县城贫瘠落后，经济上可称“第三世界”;但当地有着极浓厚的重学民风，有点根基名望的家族大都属于世代书香之家，极推崇读书人。　　

　　高二暑假里与朋友去书店，看到一本题为《走向辉煌》的书，上面记的是一些高考成功者的亲身经历，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北京大学念书。这本书在整个高三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我在累了或懈怠的时候常常拿出来翻两页。这些成功者的事例给后来者带来的激励，恐怕是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位贵州省1995年高考状元写的文章，因为我感觉到他跟我的情况最为类似。他同样生长在贵州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里，家境同样不算优裕，父母辛苦地抚养、供他上学，没有太多的外在优越条件可以让他凭借，有的只是他自己的努力和自己良好的学习方法。他的事迹使我一直有一种希望——能够在北大见到他。　　

　　应届班的隔壁就是复读班，常常可以发现一墙之间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尤其在刚刚开学的时候，应届班的嘻笑打闹与复读班的鸦雀无声常令我站在隔墙之前惊讶不已。刚进入高三，大家一时都无所适从，尚未找到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紧接着，铺天盖地的作业习题疯狂扑来。我常喜欢拿着书坐到化学实验楼后面，一边在“题海”里搏击，一边抬眼望着叶子落下，大雁飞过。　　

　　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大学生，一心希望我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高三刚入学，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要学习，只有前半学期，抓好数外语3门基础课程，过了寒假，最宝贵的是3月、4月这两个月，是高考前学习的黄金时段，其余的时间都不算是可以认真读书的时间——但愿这句曾指导过我的高三的话能够对身处高三的每位学子有所启发。　　

　　已是10月份，呼吸着秋天特有的萧瑟的气息，踩着一地落叶去教室念书，我记着父亲的话，在寒假前基本上没有对历史、政治投入太多的精力，只是拼命地学习语文、数学、英语。　　

　　数学是每个文科生的“生命线”，好比历史课本不厌其烦地强调“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一样。一个文科生高考成功与否很大的一部分在于他的数学成绩，这已被无数次考试证实过了，平常的考试学生就可以有所体会的。而数学之所以对文科生来讲显得困难，原因只有一个：语英史政4门功课训练得同学的大脑已习惯地接受了一些思辩式的非逻辑意义的表象符号，仅仅利用了我谓之“文人的头脑”的那部分。而这个同数学所要求的一个人所具有的逻辑推理分析判断大相径庭，难怪文科生常在数学上栽跟头。　　

　　其次，在于兴趣问题。大家都很明白“喜好才有动力”，文科生对数理化的厌恶毋庸讳言，至少我自己就对化学极不感兴趣，相反却对物理情有独钟，而也正是这两极情绪让自己在文理分科时大费了一番周折。但是必须明白，无论“3+2”抑或已在上海试行的“3+1”对于数学的要求已是无可逃避。换句话说，不论你喜欢与否，数学都会成为决定你高考成败的一个重要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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