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新千年的第一周当地医院报告的死亡人数竟然比1999年最后一周高出50.8％。该报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老人们都希望能够活着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显然，预见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会激发人们活得更长久。”
——摘自经济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将经济学奖授予
密歇根商学院的耶尔·斯莱姆罗德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推迟死亡时间就能使继承人少交遗产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延长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来自死亡/遗产税弹性方面的证据》发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报告》上，第W8158号，2001年3月。
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而有技巧的调查之后，耶尔·斯莱姆罗德和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找到了证据，表明人们确实能为了钱做任何事——包括死。
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人们做出的都是理性决策，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冷静、利己的考虑。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对此论点表示怀疑。
耶尔·斯莱姆罗德考虑了很久，然后提出了一个一般经济学家都不敢问的问题：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性决策呢？经济学家假定人们在设定其他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时,比如说生孩子或结婚，都会运用理性思维——那么死亡本身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耶尔·斯莱姆罗德是密歇根大学企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该大学税收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他知道该如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他优秀的研究生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一起，耶尔·斯莱姆罗德差不多研究了整整100年的税收档案。
（P60插图搞笑诺贝尔奖得主耶尔·斯莱姆罗德准备发表得奖感言。搞笑诺贝尔奖的工作人员米诺多莫·茱莉亚·露耐塔正轻轻地摩搓着他的头发。图片来源：乔恩·蔡斯/哈佛新闻办公室。）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探究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和生存并无多大关系，他们研究人们会不会特别挑选进行结婚典礼的时间，以享受更优惠的财税政策，或者他们会不会特别选定怀孕和分娩的日子以最大的享受税收福利。“如果他们计算生的时间”，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问道，“为什么就不会计算死的时间呢？”
医生们想到过这个问题，哪怕这个概念只是一晃而过。医学图书馆内有许多报告，分析人们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离开生命的舞台（其中一篇题为“推迟死亡以见证重大事件”的报告发表在1990年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上，报告指出在“重大事件发生前，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比如说在大型的宗教节日前，“而之后出现死亡率高峰。”）。
许多国家都对继承遗产的人进行征税。这种税的名字不尽相同——继承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等。但是具体对什么进行征税以及税率的多少每个国家都不同，有时地区间也会不同，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生活和工作的美国，首部遗产税法是在1916年出台的。在各种政治压力的影响下，遗产税率经常上下波动。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研究了八个遗产税率明显提高的时期（1917年两次，1924、1932、1934、1935、1940、1941年各一次）及5个遗产税率明显下降的时期（1919、1926、1942、1983和1984年）。
分析的过程相当复杂，但是归根到底的结论却很简单：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会尽力延长自己的寿命以经历重大事件。遗产税方面的证据则显示如果能为他们的后代都积累一些财富，那么人们就会挣扎着推迟死亡时间。：
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对研究结果持严谨态度。“当然，”他们说，“证据还不具备绝对说服力。”同时，他们还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有些亲属会故意错报亲人的死亡时间。
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耶尔·斯莱姆罗德和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获得了2001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耶尔·斯莱姆罗德自费出席了颁奖典礼。在接受奖杯的时候，他说：
“我即便是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很高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我的同事也一样，相信他此时正在温哥华观看电视录像。哦，还有我的儿女也一定在看着呢。孩子们，你们好！我们很高兴能获得这个奖，因为我们相信，就像搞笑诺贝尔奖所倡导的那样，科学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变得很有趣，从中也可以学会如何把假设放到极端的环境中去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的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那就是人们会为了钱做任何事。当然有些人的一生中都没把钱当回事，如何把这些人的情况考虑在内，这始终都是经济学面临的棘手问题。
“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美国国会以它的远见卓识，决定要以投票方式决定要不要在2010年免征遗产税——仅仅是2010年——这就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自然实验环境。有人曾经说，我想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吧，他说只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税。那么就我们期待2010年的到来吧，到时只有一种结果，死亡或者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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