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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