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是位政论家，曾经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锐利文章，又是为坚持抗日而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但1949年以后，却一直不被重视。七君子中除邹韬奋病故，李公仆被刺，其他几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职，只有王造时被投闲置散，虽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挂了几个委员的虚衔，但是并无实职，他提的建议也无人理睬，使他郁郁不得志，所以朋友们说是“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后来还是陈望道校长爱才，亲自登门，请他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也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位置。据说其中的过节，是出于对苏联的态度上。盖因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在苏联，据说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对于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条约所附《宣言》中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来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救国会的同仁为此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但在当时，凡对苏联有意见，即被认为是反苏，而反苏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救国会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以团结，于是责任就落到这封信的执笔者王造时身上，从此对他就有了看法。虽然史良曾经提出，这是大家的责任，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责，而且王造时也对周恩来作过解释，但看法既已形成，就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要改变也难。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本来就在劫难逃，再加上他在各种座谈会上又鸣放出不少意见，便都变成严重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王造时的一些意见，实在算不上尖锐。例如，他在5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云：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又如，他在复旦历史系鸣放会上说：希望共产党不要吃老本，老本是要吃完的；基层也应搞大鸣大放。这些话都成为右派言论，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火烧基层论，等等。
由于王造时敢于在批斗会上据理争辩，立即被斥为态度恶劣，遭到围攻。在市政协政法组、在复旦登辉堂，都出现了围攻场面。虽然报纸上把王造时描写得狼狈不堪，但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他倒很佩服王造时的镇定，有政治家的风度。王造时抗议道：“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周总理也不是这样对待我的。”但那时正是大家竞相表现革命积极性的时候，这些话当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王造时因为前不久刚与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受到周恩来的鼓励，认为周恩来能够理解他，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家庭的不幸和目前的处境，并表示愿“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此信真是写得“哀而动人”，但仍无济于事，王造时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政协政法组和复旦的批判会不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对他进行揭发。7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抹黑文章：《请看伪“君子”的嘴脸！》，副标题是：“王造时，太臭了。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群起揭他的皮，他如果不举手投降，还要更臭更臭”。
在历次运动中，凡是要打倒一个人，总要动员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来编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且还泼他一身粪水，弄得臭名远扬。尽管这种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后来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报上就发表了许多右派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文章。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时的小女儿王海容，不但不肯揭发父亲，而且还公开宣称：“我是非常爱我爸爸的。揭发他的那些邻居、亲戚都不是好人！”她当时是复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与其父亲同在一校，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亲，划不清界线罪，再加上还曾帮助父亲抄写过鸣放文章，于是也一并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说起来还有一点戏剧性，有一个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来找她出去玩，恰好报纸催索王造时的鸣放文章，急着发稿，这一对情侣就留下来一人帮他抄写半篇文章，结果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王造时后来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则因心情抑郁得了癌症，也很早就过世了。王造时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则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后来续娶的妻子，景况实在凄惨。
杨兆龙是法律系教授，从法制的观点来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在5月9日《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并列举了10种看法，如：“认为自己有一套”；“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等等。
现在看来，杨兆龙的意见是何等正确呀！“文革”以后，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出现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得领时代之风骚，其实，却只不过是重复了杨兆龙的意见而已。但杨兆龙的意见，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右派言论，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杨兆龙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复旦的法律系也一并被端掉了，——现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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