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规定，而且国家的建设也正需要各类专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养专家，更加不要名家，这与办学目的岂非矛盾？
反右运动以后，多次进行红专问题辩论，不断批判白专道路，要求师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思想。图为复旦教授们在拟订红专规划。
大概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接着就重新讨论培养方向的问题。别的系怎样调整，我不大清楚，在我们中文系，则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个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文系不再培养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人才，而要培养能够积极贯彻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任务的党政干部。这个方案得到了学校党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为先进单位，向全校介绍经验。
与新的形势相适应，在课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文学概论”被认为太偏重于介绍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政治性不强，就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来替代，——这时，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许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同时，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也各自选中靶子，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开初，语言学专业的批判靶子是张世禄先生，说他宣扬的是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文学专业选的是刘大杰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这本书的论文集。后来，文学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蒋孔阳先生，说他有超阶级文艺观，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间，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的持续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蒋孔阳先生又被作为三大重点之一受到批判——另两名重点批判对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和上海师范学院的任钧先生。
到得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中文系党总支才奉命对这三位受批判者赔礼道歉，并将中文系培养规划重新调整到接近原来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不再提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而仍要培养专业人才。但是，经过双反运动，经过重点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后情况又有反复，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来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于是许多青年教师就不敢踏实地搞业务，更不敢写学术论文，有些人甚至课都上得很少，整天忙于社会工作，以求将自己涂成红色。而到得“文革”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作一旦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业务知识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的，学术论文也不是马上能写得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则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垫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后来者常常对这一辈人的业务水平有所非议，其实这是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的选才标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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