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小将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批判了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之后，就自己动手来编写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学术著作，用以在学术界占领阵地，真是“当仁不让于师”了。　　

　　在全国文科方面领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组织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套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风靡全国，表现了文教战线的跃进成果，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子的信心。复旦大学自然不甘落后，紧接着就组织学生编写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复旦中文系还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因为它不满足于单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龙，搞起一组系列教材。除《中国文学史》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等。因为这是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显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领导上大力鼓励，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刚开始编写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编辑进驻复旦，直接介入编写工作。这在编辑史上也是超常规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势而定。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好，大跃进已经落潮，编辑们的热情受到上面的批评，他们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结果是这部书只出了上册，还是内部出版。而更迟一些编成的几部书，如我所参加的《文学概论》和《鲁迅评传》，则根本不能出版了。　　

　　《文学概论》编写组的主力是57级同学，在确定大纲之后，各人分头编写，几个星期就写出初稿，再讨论，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有一次讨论时，金子信同学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说是连日劳累，睡眠太少之故，并没有什么病。由此可见当时的跃进精神，是何等高涨。但这部书定稿时，统编教材的工作已经启动，此书当然不能出版。系领导让我与57级同学顾希恩一起，将书稿送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交给《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前期工作成果。但后来该书出版时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觉得我们的书稿质量太差，根本不值一提吧。　　

　　《鲁迅评传》是现代文学组的项目，由鲍正鹄先生指导，承他看重，把我借调过去做辅导教师。参加人员是56级同学。这部书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鲍先生还派我与王继权、盛钟健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调查访问，我们除寻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还访问了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常惠、钱稻荪、冯雪峰、许钦文、章川岛、唐弢等十多位亲属和知情人，回来后又在鲍先生指导下研读原著，讨论大纲，然后几易其稿写成。在当时看来，写得还算认真，可惜错过时机，也未能出版。　　

　　已出版的几部书，其实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编写，都有一些教师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则是鲍正鹄先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指导同学编写而成，还请青年教师章培恒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正提倡学生编书、集体编书，所以教师的名字都隐而不提了。　　

　　大跃进时期的著作，不但内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规，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其一，组织学生写书，打破著书的神秘感。　　

　　过去是学有专长，多年积累，才能著书，但大跃进时期必须打破一切常规，而且当时还认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为他们有业务专长，这也是他们与共产党对抗，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加以剥夺，才能彻底改造。现在要组织一些初学或未学过该学科的人来写书，就是一种占领阵地的革命行动。　　

　　其二，提倡集体著作，组织大兵团作战。　　

　　学问应是沉潜研究的结果，著作乃个人劳动之结晶，但当时却认为，个人写作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而集体著书则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所以总是组织编写组来集体写作，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章节，许多人分头进行，这叫做大兵团作战。　　

　　一本书同时有许多人在写，当然写得很快。当时以为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但其实快是快矣，却未必就好。时隔不久，这些著作就为人所遗忘了。试问，现在的中文系学生和中青年教师，还有谁记得北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倒是当时受批判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又出了新的版本，说明它至今还有存在价值，——当然，现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华书局的初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纲的修改本。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的集体著作也已风流云散，但由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加以总结，其中许多想法和做法，还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遗留了下来，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旧产生影响，为害不浅。比如，不肯潜心研究学问，喜欢做表面文章；不讲究质量的上乘，只追求数量之多；不愿个人付出长期的劳动，喜欢拉班子集体速成。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大跃进的遗风，目的还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效果。只不过现在不再用“大兵团作战”之类的军事术语，而改为“某某工程”等工科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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