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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