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了6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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