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转而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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