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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