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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