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祭孔之时，孔庙来了三位大儒的神像，即明末清初的黄黎洲、顾炎武及王夫之。黄黎洲我是知道的，他著有《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两篇文章，我都念过。至于顾炎武、王夫之为谁，我不知道。大儒进庙，仪式极其隆重，我当时也想死后进入孔庙，一天到孔庙参观，其中人名，有一半以上，我不知道。我所佩服的是三苏，孔庙内竟无他们的名字。我所知者不进孔庙，我所不知者进孔庙，进孔庙的价值在我已经打了折扣。我想做苏东坡，令后人读我文章，我不愿意入孔庙，生时一举一动受了礼法的拘束，死后又无人（这个“人”是以我个人代表群众）知道他的姓名。进孔庙的思想我已经放弃了。　　

　　一天，范家表兄问我长大后，要学什么？学工么？我问他学工做什么事。他说做工程师，筑房屋、建铁路。我说不学不学。他又问我学医么？我问他学医做什么事。他说做医生看病。我说不学不学。他复问我学法律么？我问他学法律做什么事，他说做法官，又可做律师。律师就是状师，在当时地位很低。我说不学不学。一切都不想学，一心一意只想学苏东坡，令后人读我文章，于是注意作文，我喜欢翻论，即人们认为好的，我即批评其坏；人们认为坏的，我又批评其好，所以“武王非圣人论”，我乃百读不厌。庄子之《马蹄篇》及《胠箧篇》，我都读之又读。当时没有任何思想，不是赞成庄子之归真返璞，而是对于庄子所作的翻论，觉得感兴趣。　　

　　我作文，因为多读了三苏文章，喜用单刀直入法，像《东莱博议》那样，冒头说得长拖拖，有点文不对题，我是极力反对的。我家大人也不许我们念《东莱博议》，因为多念《东莱博议》，不但作文，就是说话，也往往又长又臭，令人发生厌倦。　　

　　我在小学，成绩甚佳，因为顽皮之故，品行均不能得到一百分（每人预定一百分，若记过，则扣去若干分），一天上习字课，老师叫我们各写小楷一百字，写完后，即可回家。我们兄弟本来同出同归，我此时忽然异想天开，全纸都写“一”字，乘先生没有看见之时，放在先生桌上，赶快回家，逃在假山上，看见诸兄弟回家之后，才敢出来。第二天上学，告示牌上有了我的姓名，记大过一次，扣去品行十分。我怕了，不是怕扣分，是怕家人知道。所幸者诸兄弟未曾回家告诉，但我提心吊胆了一个星期。至告示牌取下之时才能安心。　　

　　又一次，我因为打抱不平，又扣去品行十分。有一同班学生，在铁杠翻跟斗，不慎跌下，因痛而哭，上课之时，他还在哭。我前面有一学生羞他，我不禁抱起不平，从后面捶他一拳，且说“人跌哭了，你还羞他”。由是两人打起来了。此际老师来了，问我两人为何打架，那位学生说：“他没有理由，打我一拳。”我指跌下而哭的那位学生说：“他跌哭了，他还羞他，故我代天行道，打他一拳。”老师认为两人都错，一不宜羞人，一不宜打人，我扣品行十分，他扣五分。此次扣分，我却不怕家人知道。因为此时已看过了《水浒传》小说，认为“这是扶弱凌强，替天行道”。哪里知道老师黄蘧园先生对我说：“你只能劝告那位同学不要羞别人。他若再羞，你可告诉老师，不要打人。学校有纪律，你的行为是破坏学校纪律，不是替天行道。无法无天的社会，方有替天行道之事，学校有纪律，你不能代替学校，责罚同学。”我听到这个教训，方知在公平的社会，不许侠客存在，也不会产生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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