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阳历一月，我同四位华侨生，即梁贻隆、杨文澜、杨允修、林振成四人同赴日本留学。是时，依吾闽习惯，是十七岁，其实十六岁还未满。先由十一叔父带我赴上海，住在七叔父家里，此时七叔父方由英国回来，他住上海哪里，我已忘记，房屋似是二楼二底，同住者有十叔父及堂兄师同（我们叫他灼哥）。不过灼哥在军舰服务，每星期中不过来住一天而已。
七叔父因为我年龄尚幼，要我先在上海圣约翰学堂读书，我则希望留日。当时带我们赴日本的是一位姓黄的人，最初以为一到上海，即可赴日。哪知此人久留不行，因为他的旅费是由我同华侨生五人分摊的，多住上海，多玩一天，他何乐而不为。久而久之，我们都急了。我急他不急，又有什么办法。我在上海，看见了阴历过年，看见了十叔父结婚，时间过得很快。
最后，赴日日期决定了。姓黄的要坐三等舱，七叔父告他，三等舱绝不可坐，至少要坐二等舱，华侨生不知道三等舱情况如何，未加反对。我只能随众坐三等舱。
船是日本船，泊在北四川路日本码头，送我上船的有七叔父及灼哥。我一进船，即觉得臭气太重，七叔父又与姓黄的交涉，要求改乘二等舱，未蒙接受，又怕我一人独坐二等舱，彼此失去联系，所以我只得跟着他们同坐三等舱。船开了，又臭又闷，不但我吐，华侨生也大吐。我打开舱内的小小圆形玻璃窗，以通空气。轰然一声，海水泼进来了。赶紧把玻璃窗关闭，然而被褥已湿。
由上海到长崎，船行两天两夜，真是度日如年。只闻船客呕吐之声，他们吐了，又引起我们之吐，我们均睡在床上，床不是一人一架，而是日本式之“他他密”，每人各占一席。三等舱客人大约都是中国人，而以福建兴化及浙江温州之商人为最多，他们大约是惯于航海，未曾呕吐。晚间听兴化人读“平话”，其声甚觉讨厌。福建多山，每过一县，土音稍稍变化，逐渐变化，到了远县，就完全不同了，然除少许土话之外，语源总是相同。因此之故，我们那里人学台湾话是很容易的。不会说国语之人更容易学到。为什么呢?他们把福州土话改变少许，就变成台湾话，我们读书人常把字音变了少许，反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兴化与福州邻近，他们朗读平话，我也略略知道。在晕船之时，听他们凄凉声音，觉得难受。
在船中两天两夜，未曾吃饭，因为吃不下去，一吃，就呕吐出来，只吃带来的饼干与水果，不是充腹，而是渡饥。过饥了要吐，吃饱了也要吐，此种苦况，阅者大约没有尝过。
船到长崎，我们就决定舍舟，改坐火车。最初姓黄的不愿接受，因为船票买至神户，中途退票，公司不会退钱，我们不堪坐船之苦，愿意牺牲金钱，并代姓黄的出钱，遂于长崎上岸，住在兴化人所开办的四海春旅社，休息一天，拟翌日夜里乘火车赴东京。船三等，火车二等，盖我们受了三等舱之苦，不敢再尝“三等”之味。其实，坐船固然至少要坐二等，坐火车，三等并不苦痛。惜小去大，所花旅费已经增加。
住在四海春旅舍之内，各人心里都有一种疑虑，即到了东京之后，话语不通，苟分别而居，更觉寂寞。翌晨，听路上叫卖糖豆之声，其音为Nado、Nado，实在难受，而引起怀乡之心。
当时长崎不甚热闹，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在旅舍洗澡，脱光衣服之后，忽然有一下女进来，要为我们擦背，我们面红耳赤，赶快挥手叫她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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