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成军国主义，学校皆不干涉，听他们自由发展。总之，在民国十一二年之间，亦即日本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日本思想界是多姿的。到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得势，日本军人就由军界进入政界，再由政界进入学界。凡主张自由主义的教授多被政府放逐。在京大，有行政法教授佐佐木之离校，有刑法教授陇川（我在西大时，他教我们刑法，其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之免职，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之被捕下狱，这都在我离开日本后发生。日本称之为“京大七（？）教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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