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一系，天皇神圣，这是日本人所喜欢说的。万世一系确实不错。至于天皇神圣之语乃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有一段时期，天皇极其可怜，穷到上山砍柴。盖日本自中古以后，权归幕府。“政在将军，祭则寡人”，有一千余年之久，天皇没有权力，因之野心之人均想做幕府将军，而不想登天皇宝座，这是日本天皇能够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因。
到了明治维新之时，明治年龄不过十二三岁，那有魄力改革国政，改革国政不能不归功于当时“武士”出身的许多青年。这批青年后来都成为元勋，如伊藤博文等是。
案欧力东渐乃始自英国，英国由西而东，先至印度，印度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次至中国，中国又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最后才到日本。在英国势力到达日本之时，美国也由东而西，到了日本。日本在欧美势力牵制之下，遂脱掉殖民地的命运，而得保其主权。唯在此时，国外既有列强压迫，国内又有藩国割据，于是日本遂发生革新运动。其运动所根据的学说是什么，绝不是空洞的人权观念，而是吾国儒家的春秋大义。儒家发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当时内则列国攻战，外则蛮夷猾夏，在这种环境之下，儒家就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尊王是谋国家的统一，攘夷是谋国家的独立，而有似于布丹的主权说。日本维新，内铲除藩国割据，外抵抗列强压迫，就是根据这个尊王攘夷的观念。所以说，明治维新有恃于汉学的甚多。汉儒与宋儒不同，宋儒所注重者为个人的修养，由诚意正心而达到修身齐家之道。汉儒所注重者则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又乘秦代法家思想浓厚之后，未曾忘及利害观念与刑赏制度之关系。宋儒尤其理学家专谈仁义，因仁义而竟反对利欲。这种立论，就个人说，已有反于人情，就国家说，更不能依此以富国强兵。故在宋代学者之中，反对理学家的，亦有其人。李观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陈亮亦说：“始悟今之儒士，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养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参阅拙著《中国社会政治史》第四册74页以下)明治维新时代的功臣都是精通汉学之人，其私德，例如娶艺妓为妇之类，也许宋儒视为悖理，而维新功臣则认为此对国家无足轻重。
因为主张“尊王”，遂提高天皇的地位，以压迫藩国诸侯。到了诸侯奉还大政，而名义上一切权力遂集中于天皇了。中经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以小国而能打败大国，天皇的权威更提高了。同时又有英日同盟之事，太阳国家(日本国旗)能与太阳永照领土的英国交盟，日本更神气了。由是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最初只是宪法上的条文，到了后来又变为社会上的信仰。
说到日本宪法，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政治家之决策。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绝不好高骛远。当日本修宪之前，曾派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他们要到哪一国呢?他们认为美法不必去，它们是共和国，它们宪法不能供为君主国参考。到英国么?他们又认为英国是宪政母国，但它的宪政太过进步，日本没有资格去学。“没有资格去学”，自己承认，这种思想是多么合理。若在中国，必定以为我们要学，就学第一流。但是法制与铁路轮船等不同，只能一步一步地学习，绝不能越级而进。最后他们决定赴普国去了。请教于普国一位最负盛名的宪法学权威(适忘其姓名)。哪知这位学者竟然予以拒绝，依他说，一国宪法必与该国历史、风俗习惯、社会结构以及民族性有关。他不知道日本历史，而对于日本的一切情况生平未曾注意，何能代替毫不认识的人，制造一件配身的衣服。日本大臣遭了拒绝，又到奥国，见到法学权威Stein(他是宪法学及行政法学的权威)。Stein的意见也和普国那位学者相同。但是日人千里而来，在情理上不便拒绝，遂与日人相约，每天晚上集会一次，他告日人以各国宪政情形，日人告他以日本的一切情况。如此互相谈话，约有数星期之久，Stein决定了，他说：“日本的程度太过幼稚，要实行宪政，只有学普国”，于是他们共同起草了宪法草案，回国后，以天皇之名义发表，这就是日本战前的宪法。我们若把普(第一次大战以前)日两国宪法比较一下，就可知道其中条文很多相同。
依上所言，日本天皇的威权是由明治维新以后，才建立起来，并不是自古已然。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见流行，天皇的权威似已降落。白川旅舍之内住有许多日本学生(也是京大学生)，他们喜欢谈论皇室秘密之事。我们听得很多。据他们说，明治天皇与其皇后一生只同坐过马车(当时没有汽车)一次。皇后没有生过儿女，大正及其他皇子都不是皇后生的，而是明治的妃子(其实，当时已实行一夫一妇，纵是天皇也无皇妃)生的。大正生来，就不甚聪明，一次他在国会宣读开会诏语，忽然“灵机”一动，将诏语之文稿卷了起来，打在议长头上(因为天皇座位乃在议长之上)。他的皇后很漂亮，但他在庶子之中，并不是长子。
他们又说了过去宫中许多的事，无非是男女私事。凡要破坏一个权威，谈其男女私事，最容易引人注意，也最容易使人不认其为神圣不可侵犯。这种传说是真实么，我们不敢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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