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娜平生第一次牢牢地抓住一本书，心里想着“这书是我的”的时候，图书的世界便第一次向她打开了大门，她成了这个神奇国度的公民。　　

　　一次，我去拜访一个家庭，这家最小的孩子当时大约5岁，我有几年没见过她了。她远远地打量了我一阵，断定我看上去“还不错”，便接受了我，并问我愿不愿意“帮助她读书”。我其实并不大清楚她要我做什么, 不过还是说愿意。她取来自己的书，是苏斯博士的《老巴身上跳》(Hop on Pop)。她引我到沙发旁，然后，我坐下，她爬上沙发，依靠着我，自己开始慢慢地大声念起来。显然在这一阅读工作开始之前，她首先在自己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温暖而舒适的身体接触。　　

　　乔治•丹尼森在其著作《孩子们的生活》一书中描述了他以12岁的乔斯——一个顽劣的流浪儿童——为对象进行的试验，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与乔斯的合作只有在一个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反锁起来的房间里才能进行。丹尼森这样写到：　　

　　这个试验的基础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因为乔斯对我信任在先，我才可以做这件听上去简单、实际上至关重要的事——我把我们关系中真正的更深层的部分变成了身体上的接触。我要么用胳膊搂着他的肩膀，要么挽着他的胳膊，或者靠近他坐着，如此一来我们的身体可以触碰……这种联系对于一个正经受着阅读障碍的孩子来说，重要性实在是无法估量。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身体接触之前，必须首先建立起信任感。去抚摸或拥抱一个还没打算信任你的孩子，只会把他弄得更紧张。　　

　　不管你是一个5岁的小“天才”，还是一个惊恐不安的12岁的小文盲，尝试着去读一本新书都是一次历险。你可能会犯错，会失败，会因而感觉到失望、丢脸、愤怒或厌恶。在踏上这样一条凶险的旅程之前，大多数人都渴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舒适、保障和安全。传统的教室中，有着那些随时等着指出、纠正，甚至嘲笑你所犯的每一个错误的同学们，有着过于频繁地、有意无意地助长和怂恿这种行为的老师，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孩子来说，真是个再糟糕不过的地方。　　

　　我在《另类教育》中描述过一个名为“新小学”的学校，它靠近哥本哈根。这个学校根本不设置正规的阅读课程——没有课目，没有阅读小组，没有指导，没有考试，什么都没有。孩子们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决定要不要读、何时读、读什么、想和谁一起读，以及读多少，就像大人一样。但是所有孩子都知道这个规矩，它不是明文规定，而是那种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就会晓得的门道，那就是只要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去找拉斯穆斯•汉森先生——一个高个儿、声音低沉、语速缓慢的老师(他在这个学校做了很多年的班主任)，问道：“你愿意和我一起读吗？” 他会说：“好的。”这个孩子便会挑一本书，跟着汉森老师来到一个小角落，不必是反锁的房间，只要舒服隐蔽就好，孩子挨着老师坐下，便开始大声念起书来。汉森老师几乎什么也不用做，除了间或温柔地说：“嗯，嗯。” 意思是说 “你读得对，请继续”。他一般不会指出或纠正孩子的错误，除非觉得孩子真的快要慌张起来。如果被问到一个字，他只是简单地说出答案。这么过了一阵子，一般是20分钟的样子，孩子就会停下来，合上书，站起来走到一边去了。　　

　　你可能觉得很难把这称做教学。事实上，汉森老师是曾受过专门训练的阅读老师。他告诉我，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逐一克服了他的那些被培养出来的传统的教学习惯，最终学会了只给孩子提供这种小小的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而这些正是孩子所需要的，再多做什么都是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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