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伸眉，女，６０岁　　

　　平顶山市一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日　　

　　我跟他是初中同学。后来他去北京当兵了。１９６３年，我从郑州大学毕业，分到叶县完中当老师。通过别的同学介绍，俺俩寒假结的婚，年底有了大儿子，又过了两年有了女儿。俺俩一直两地分居，过年，假期，要么我去北京，要么他回叶县，结婚几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１００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天别的人谈话，说这一段咋不见彭真呢？他说，听说彭真正编毛选五卷呢。也不知他是听谁说的，还是蒙的。就这一句话，部队里就说他跟彭真有联系。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文革”在北京开展不下去，“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便把矛头对准了彭真。人家认为他跟彭真是一派的，狠劲批斗他。他感到很冤枉，想不开，自杀了。　　

　　北京部队里的人到叶县通知我。我当时感到塌天了一样，四肢无力，头晕，走不成路，觉得地球转得不对劲，太阳也不会升起来了。我总不相信，想着是在做梦吧。隔了好几个月，我才慢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不再给孩子寄衣服，也不再寄钱了。我感到他确实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时候才是巨大的悲痛。　　

　　我父亲是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很厉害，对立面就说他是叛徒。要是没有变节行为，怎么会能活着出来呢？其实他完全是靠机智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我父亲经常挨批斗，他当时在住院，医生很同情他，就让他回家。他不敢住俺家，就住在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家里。那天，人家荷枪实弹地到俺村“袭击叛徒”，找他。五保户老太太说，我去外面看看风声，你在家里好好待着。老太太回来后发现，他上吊自杀了。那是１９６８年的春天。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阵子的孩子爱用雷管在河里崩鱼。大孩去捡了条崩死的鱼烧着吃。我下课后，发现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就抱着他上医院。女孩那会儿才两岁多，不能丢家里，也得带着。学校在县城西边，离医院还有几里地。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这两个孩子我招呼不住。我抱着小女孩走十几步，放在树下背风的地方，再回来背男孩，走到树下把男孩放下，然后抱起女孩继续往前挪。　　

　　走到一半时，我们一个组的老师王均大出现了。他背着男孩，我抱着女孩，赶到医院。大夫说，这孩子是食物中毒，幸亏来得早，再晚会儿就没命了。　　

　　王均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通过这件事，我决定跟他结婚。他结过婚，后来离了，没有孩子。他的成分不好，是地主。我虽然成分好，但政治背景复杂，俺俩谁也不挑谁。那阵子不论感情，只要政治观点一致，说得来就行，最重要的是他对我的孩子很好。我带两个孩子，一般人家还不容我哩。啥是感情呀，谁对我的孩子好，我就对谁有感情！　　

　　原来俺俩商量着不要孩子，他成分不好，怕孩子大了以后不好安排。后来我母亲说，你们还年轻，为了家庭的巩固，再要一个孩子吧。１９７２年，我们结婚４年后生了小儿子。　　

　　小孩长大了，很可爱，在银行工作。去年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他得票第二多，当了保卫科长，准备过罢年就结婚。　　

　　去年１月２１日，他去执勤，晚上没回来，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不通，打ＢＰ机不回。第二天找了一天一夜还找不到他。２３号上午１０点多，有人说看见出车祸了，人让交警队送到火葬场了。他哥到火葬场去找，果然就是他。　　

　　当我很年轻时，父亲上吊了；需要丈夫时，丈夫自杀了；老了老了需要儿子时，儿子又没了。我比祥林嫂还祥林嫂。我哭了几天几夜，不敢进这屋，老想着儿子曾经在那儿坐过，干过啥事，这水龙头是他给我修的，这门铃是他安的……　　

　　俺俩共同的孩子没了。我和老王商量过几次，想自杀，不想活。退休了，也没啥事业追求了，干一辈子，轰轰烈烈，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大儿子和女孩给我们跪下不起来，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俺俩就想着，咱要活下去，为让咱的孩子能有个家。　　

　　我的感情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跟老王这么贴近，相依为命啊。俺俩的性格不一样，他爱静，不好说话；我爱动，在家里待不住。可现在我再也不出去跑了，只要他在家，我就每天陪着他，哪儿也不去。　　

　　（记录：刘肖）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目录
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