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道，男，８１岁　　

　　偃师市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说我从教５０年，那是个虚数，其实中间有２０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原籍——偃师山化乡牙庄村，当了２０年“不自由的农民”。　　

　　你想想，当时我在偃师高中教历史，干得好好的，忽然成了另类人物，挨批斗，作检讨，下放回家，心里能平静吗？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刚过４０岁。回到牙庄村，老伴劝我，千万别胡思乱想，人家一辈子种庄稼不也过来啦，只当咱过去没有念过书，你去“学习班”，我给你送饭。我老伴目不识丁，可她是我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她的话我得听。后来，彭老总被打倒了，再往后，每逢运动，都有大干部下台，我也少不了陪斗，挨批，反省，可人心是杆秤，会上喊口号，私下见面，不管是群众还是队干部没少跟我说：“老王啊，这你比俺还清楚，这是运动啊！”话不多，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在乡亲们眼中，我除了能把上头的文件抄在板报上外，还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呢。下沟背沙，百十斤的袋子我一口气儿能背七八趟；抗旱挑水，我站在水囤口往上拔水，能供得上全队几十个劳力挑。当时那些“最革命的人”总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在纯朴的农民的观念里，识文断字总比“睁眼瞎”强得多。渐渐地，老太太们拿着纸，喊着我的小名儿叫我替她们写信。村里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悄悄找到我，请教几个字或者让我讲一段文章。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我，让我管队里的技术活儿——红薯育苗。这干旱缺水的邙山岭上，红薯的地位很高，“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队长说，这任务交给你，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识字啊。我在课堂上讲惯了汉魏六朝宋元明清，对红薯育苗可是外行，可我顶着“右派”帽子，不敢怠慢，托人买来有关书籍，认真揣摩研究。育苗温度是关键，高了苗太细，低了发育差，出芽时，小苗既怕风又怕水，娇嫩着哩，又是大冬天育苗，不能有一点马虎。我照着书上讲的，又请教当地的行家，头一年便一炮打响，满圃里的苗棵大根肥，出芽率、成活率在全大队遥遥领先，除了供本队一百来亩地栽种外，光卖芽就为队里收入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从此，每年育苗成了我的专业，一连搞了１７年。　　

　　１９７１年，除了红薯，队里又让我管棉花技术。全队当时１４０亩棉花地，三十几个技术员。队长嘱咐我：“老王，对外咱不公开说，这群技术员你给带。队里富不富，全看这一步啦。”种棉花季节性强，技术要求高，间苗，打杈，施肥，配药，治虫……时令节气，干湿温度，哪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田边儿上的一孔破窑洞，成了我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管棉花我像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样上心，端上饭碗也想到地里转一转。１９７３年，全队皮棉平均亩产过了百斤关，这在干旱缺水的坡地上，可算放了一颗大“卫星”呀。除了卖皮棉，社员们吃上棉籽油外，剩下的棉籽饼牲口吃不完，都当肥料上地了。这也是我下放在家作的贡献吧。　　

　　在当时，我一到地里，见满地红薯秧旺生生的，漫坡棉花挺展展的，我的心里头也豁朗朗的。可一回到村里，总有些抬不起头。那年县上来了个干部，要查什么“阶级斗争根源”，眼见该栽红薯了，芽都备好了，他偏叫抗旱种棉花。晚了一个星期，几千棵芽都放坏了，我心里气呀，社员们也在背后乱骂。他们知道后，反说我“有意挑拨干群关系”……我独自来到地头儿，坐在麦秸垛边，只觉得胸口发紧，解开棉袄一看，天啊，鼓起来老高一个大包……从此以后，不管遇见了多么难忍的事，听见多么难听的话语，我都不再生气。我相信，总有雨过天晴，拨乱反正那一天！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也敢说，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　　

　　（记录：张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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