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容，女，７２岁　　

　　郑州八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　　

　　我和老伴曾昌铭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９日举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庄重的人生大典举行得太匆忙了。但是，我们至今都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作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投向光明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４８年，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考入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念书。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夫在民航局工作，曾昌铭是他的同事，表姐夫有意给我们牵线，就先把他推荐给我父母。我父母一见昌铭，十分中意，希望我们接触。我当时求学心切，就借故推脱，跑到学校去了。不曾想，入学不久，曾昌铭的信就来了，言辞诚恳，后来又寄来照片，身材高大，面孔俊朗，这与父母心目中的诚实憨厚印象很符合，又加上他是农家出身，觉得他比较可靠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通信了。老曾那时２０多岁，虽然年轻，也已经历过许多大事，思想比我这个小姑娘成熟得多。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为著名的“驼峰航线”服务，他们在大雪山上的导航站为美军飞机导航，这些飞机通过航线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抗战物资。我们通信的时候，昌铭到了海南岛，担任机场通讯电台的台长。　　

　　到了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实行白色恐怖。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单身一人在重庆，父母和老曾都十分挂念。７月，我又患上中耳炎，在炎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昌铭在海南订了机票，托重庆的同事让我乘机飞到广州。在广州我找到姐姐，住到了姐夫工作的医院里，身体才渐渐康复了。不久，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广州，催促我赶快成亲，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人在乱世，飘零之中总想找个依托，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我也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天茫茫的海南岛。　　

　　９月初，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在海口机场，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果然是英俊潇洒、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９月９日，在当地一家教堂，我披上了婚纱，当了他的新娘。那年，我２２岁，他３０岁。　　

　　蜜月未完，广州解放了，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尚在敌手，我们和香港的“两航”（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失去了联系。机场被封锁，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行动受到限制。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们了，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　　

　　１１月９日，“两航”总部在香港宣布起义。在海南的民航工作人员分批悄悄偷渡赴港。中旬的一天，我伴着母亲与昌铭告别，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家数口准备赴港，新婚初别，心如针刺一般。他叮嘱我要倍加小心，到香港速找总部请示。他一则被软禁，二则要坚守岗位，只好挥泪而别。我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琼州海峡风浪很大，我扶着母亲，还抱着同事家的一个小孩，七八个人上了一只小船，向泊在远处的外轮“海皇”号划去，那浪头比人还高，扑在船上，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加上紧张，一船人抖成一团，也不敢出声。我母亲都５０多岁了，还要跟着女儿担惊受怕。好不容易上了“海皇”号。由于我们没有赴港证件，只好挤在狭窄、黑暗的后舱。两天两夜，大家都晕了船，我还稍好点儿，就帮着照看老人孩子。经过了３００多海里，也就是６００多公里的颠簸，船到香港，在一处浅滩船员让我们两家偷偷上了岸，然后又开走了。这种异乡飘泊的滋味真不好受，也不知道昌铭在孤岛上怎么样了。　　

　　到香港后，才知道“两航”起义的策划人之一是我的表兄陆元斌，乱中相逢，恍若隔世。安顿好母亲，表兄让我速给曾昌铭去信，要他看护好民航器材，静观事态发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放弃岗位。当时在香港的“两航”人员人数甚多，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们，国民党甚至许诺以比当时高几倍的工资来拉人。我和表兄不受国民党特务拉拢，一心盼望去建设新中国，我还替昌铭报了名，坚决起义，投向光明。　　

　　临近春节，又传来消息，海口民航资产被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公司接管，曾昌铭得以恢复自由身，又过了几天，他竟回到我们身边，久别重逢，全家人又是高兴，又是感慨，就像做梦一样。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知道这段时间他的确忍受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１９５０年３月，我们从香港来到广州。４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５月，老曾随大军过海，从海口到三亚，沿途接受民航通讯站的地面设备、器材，他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往台湾，沿途丢下的枪枝弹药比比皆是。一种胜利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以后，每每忆及这段经历，他都压抑不住兴奋。　　

　　以后，老曾为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四处奔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完成了未完的学业，分配到郑州八中教书，如今也是遍地桃李，儿孙满堂了。　　

　　（记录：张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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