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已２０年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参加考试，由民办转为公办，从此，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山区学校条件差，能自己动手的就带领师生自己干，不给村里添麻烦。门窗坏了自己修，课桌凳子那时是泥台子，倒了就垒。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简陋的条件下，靠着一股子热情和干劲，把学校建成了神　镇惟一一所“许昌市常规管理标准化学校”。　　

　　人到中年，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家中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在工作上应锦上添花，生活中该轻松轻松，谁知不幸的事情悄悄降临到我的家中。　　

　　我儿子胜继１９９５年考入许昌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算是子承父业，成了一名预备教师，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就数他最不幸。从入学两个月后开始，他脚脖子浮肿，逐渐浑身都浮肿，厌食。经多方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禹州、郑州等地医院治疗，浮肿才逐渐消失，却留下个“尿蛋白长久不下”，不得不休学一年。同事们都说孩子考上师范不容易，建议边上学边治疗，等毕业后再做彻底治疗。于是从１９９６年９月带病坚持上学。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到医院治疗，边吃药，边求学，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无钱时用药就不及时，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回家乡实习时，病情急剧恶化，血压上升，毒素增多，浑身乏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医生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治疗，但家底儿早已掏空，从哪儿再借钱呢？这时，许昌师范和神　镇的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捐献了１６０００多元，使我儿得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入院一周后，医生宣布为“肾衰”后期，尿毒症，建议透析三个月后进行肾移植。但透析和换肾的价格使人惊叹，不得已又返回禹州，企图用中药、西药来保守治疗，维持肾功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医生向我交了实底儿：肾功能已完全丧失，挽救的办法只有做肾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我儿才２２岁，已患病１５年，尚未享受人间乐趣，尚未报答党和人民，却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若三五日不透析，积水压迫心脏，呼吸困难，就危及生命。每当这时；他就会哀求我们：“爹，妈，快去给我透析吧！我快活不成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能不心如刀绞吗！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我儿患病之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及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去年我儿病重时，我来到他的母校，向许昌师范的领导汇报了病情。校领导当即商定帮助我儿，校长李星斗首先拿出１００元，并组织全校师生捐款，仅三天就收到捐款９６００余元。在家乡神　镇，镇教育办公室主任董本平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头捐款，并向全镇师生发出捐助号召，不几天，７１００多元现金又送到了我的手里。去年１１月１５日，我来到禹州市委领导接待室，市委副书记袁宝根接待了我，他对我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提笔在我的申请书上写下了这么几行字：“市民政局、教委、团市委负责同志，信访接待日接到翟建堂反映其子患肾病缺钱治病的问题，请你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今年１月２７日，禹州市教委主任李自安也要求教育工会按贫困教职工予以适当救济，并号召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为我儿捐款。今年４月６日，许昌市教委主任毛明灿得知这一情况后，作出了“请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伸出援助之手，援助翟胜继同志”的批示，要求全市各类学校给予帮助。禹州市人民医院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主动为我儿减免了部分透析费……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　　

　　从去年７月至今，依靠市、县、乡广大师生的帮助，我儿的病情基本稳定。但过日子是掰着指头算的。按要求，每周至少要透析两次，但钱不凑手时，五六天甚至七八天才能透析一次。做这一次透析时，就要考虑下一次透析的钱如何凑。１４个月来，光透析费就花了７万余元，至于做肾移植手术的１０多万元，实在是连想都不敢想。　　

　　我曾多次提出与儿子“换”肾，但遭到全家人的反对，父亲年迈，妻子患高血压，高血脂，长子无能力支撑家业，我万一出现不测，势必将毁掉一家人。但为了我儿能够活下去，我要想办法筹款，不得已之时，我要把自己的肾“献”出来。　　

　　（采写：于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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