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凤鸣，女，７３岁
沁阳市东关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我老家是北京通县南八区大鲁店村，那时通县还叫通州。认识靳先生是１９４８年春天，我和孩子们都这么称呼他，他叫靳君文。我姐夫给介绍的，那年农历十一月份我们就结了婚，非常仓促。我和靳先生的事儿刚开始我不大愿意，那时由我母亲包办。我也算是大家闺秀，他在北京国防医科大学读书，我母亲喜欢有文化的人。不过我也没什么怨言，他这人心性良善，没发过脾气。
当时以为他一毕业就回来了，但那时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没多久，蒋介石逃离大陆，带走了他们学校几个班，靳先生也被带走了。那是１９４９年的事，他一走也是凶多吉少，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那件事过后，我就希望自己离家远点儿。
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援师资困难地区的教育，经人介绍我到河南沁阳，在沁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同来的有十来个人，一年后陆续回了北京，也有留下的，那都是夫妻俩一块儿，只有我是一单身女子。一干就是十几年，几乎年年模范，我创办的“五年一贯制”、“二部制”教学很实用，全县都派人来观摩我的课。
其实我可想回北京，为这事儿哭了多少次，很苦恼。母亲说领导、同志们对你不错，国家培养你那么多年，那里师资又缺；这边文教科科长张治强也愣不叫走，他说你有啥困难可以向领导反映，可以申请补助。我说不是补助不补助的事儿，一来我还没成个家，二来还有老父老母要人照顾。他们帮我在沁阳找了个婆家。我跟孟清芳结了婚，我们养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平静。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这鼻子就酸——因为我和靳先生的事，他们把我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我丈夫孟清芳是学校领导，成了“名副其实的走资派”。靳先生那时是学生不是国民党，就因为他们学校带了“国防”俩字。我们受尽了折磨。红卫兵扛着锄头在我家挖半天，说我家有敌台，每到后半夜就能听见“嘀、嘀……”发电报的声音。其实是屋檐下挂的一串玉米棒，风一吹发出的响声。
平反后我心灰意冷，很自卑，没想到当个教师就弄成这样，也不想再干了。领导又找我谈话，说当时“革命”来了没办法，你要相信党。我就选了个附近郊区学校教书。
那次很偶然，我一个亲戚在一中阅报栏看《人民日报》，看到中缝有一寻人启事，那启事是靳君文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任凤鸣。知道这事后我哭了一宿，４０年了，我都以为他死了。他还好好的，也没把我忘掉。后来知道，他在《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的《天涯共此时》找了我很长时间，那时电视少，我们看不到。
我们联系上以后，他一封信给我写了１２页纸，我知道他过得很好，自己开了家私立医院，儿女都在美国读书。他写信也像开药方，写的字好多我看不懂。他说他胆很小，一动外科手术手就发抖。
１９８８年，靳先生回大陆来看我们，我和大姑娘到郑州飞机场去接他。就像演电影一样，４０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只是见面时是俩老人了。当时我们都很伤心，我们之间又不是说有矛盾分开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无缘人有缘，我们还能见上面。靳先生人很好，他认我妈为干妈，回北京时，他进院子就一直跪到我妈跟前……
靳先生说我命薄，不能陪我白头到老。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１９５０年还有人往那边跑，去找自己的男人。我说当时没想到你还在人世，而且我妈也不放心我一个走。他想带我去美国。我说我老了，不想叫人家说，你也有一家人，我也有一家人，我小孩儿还没成婚。那时我心里想，等祖国统一了我就到台湾去看你，看你４０年是怎么过来的！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文革”时吃了苦头到现在落得一身病，别的也没什么，当个教师能过得去就行了。
１９９０年我填好了离休表，还请了客，一公布说我只能算退休。不是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参加工作算离休吗？我在沁阳干了一辈子，《沁阳市教育志》上都写了我１９４９年７月参加工作。有人劝我用台胞身份去争取离休，若是离休，工资就有了保障，福利还高，可我不会这么做，我这人这点儿骨气还是有的。
记录：徐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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