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勇军，男，３２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１０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那两年，每天凌晨４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４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５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１２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１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９年１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１０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５４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４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４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３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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