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义，男，６６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１９８６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是遇上你，俺早１０年前就走了！”这次，她的儿子孙子都来了。她儿子一进家门就跪在我面前说：“伯，俺不是人，俺没尽孝。俺妈如果不是遇上你，早就不在世上……”　　

　　生活再苦，我都没流过泪，但这一次我哭了。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心，我尽了自己的仁义去对待一个需要我的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这样活一辈子也是很值得的。　　

　　我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宽裕。钱都给她治病花了，没有庄稼地，没吃的时候，到地里去捡人家没收净的玉米。大家伙都知道我的情况，有的主动在地里留些余头，等我去捡。这习惯现在还保持着，你看对面墙上挂的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我有退休金，得给自己看病了，颈椎病，肩周炎，前列腺增生，老人嘛，病都来了，也很正常。　　

　　如果说跟刘同花没感情，我会照顾她１５年吗？我们没红过脸，你吵她什么呢，她不能干活，也不会做错事，吵了她不仅干不了活反倒病会加重。　　

　　要说也没啥好说的，其实就这么平淡地过了１５年。　　

　　（记录：徐结怀）　　

上一节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目录
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