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在旧社会的封建大家族中，长幼尊卑等级分明，很容易形成团伙帮派。解放后，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巴金笔下封建式的“家”基本不复存在。但潜藏在家庭中的帮派意识却似乎没有彻底根除。家长们在评价孩子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意识来：
奶奶：“这孩子，到底是我们家的骨血。这个气球就是从他姥姥家带回来的，并且悄悄儿告诉我，别让他舅舅的孩子看见。”这时爷爷的表现一般是欣赏地笑笑。
姥姥：“要不人说‘外孙是狗，吃了就走’呐！任你怎么亲他都不管用。”姥爷这时可能会这样反问：“你还指望他怎样孝敬你哩？”
甚至爸爸和妈妈戏逗孩子也常常这样问：“亲爸爸还是亲妈妈？”“长大挣了钱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 除了特别机灵、特别早熟的孩子会回答“都亲”、“都给”外，一般的孩子是从爸爸妈妈中选择一方。因为大人们在很随意的对话中已给了孩子这样的暗示：爸妈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如果说这种提问给孩子带来的仅仅是困惑与无所适从的话，家庭中真正意义上的帮派带给孩子的伤害则是全方位的（既有情感的伤害、心理的伤害，又有学习动力的消解）。毋需讳言，这种伤害最严重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好多家庭中出现了“造反”和“保皇”两个派别。记得我的一位好友，她贫农出身的妈妈揭发了“历史反革命”爸爸，工作队的负责人要她在两方之间迅速作出抉择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她平日是与爸爸共同语言多，感情上更亲近，而此时妈妈却做了“弄潮人”，代表了主流……
当然时代不同了，家庭帮派团伙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成员间难以超越的是金钱的诱惑。
笔者熟识的一对农民夫妇，生有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们赚一笔教育经费，夫妇双双进城打工，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家中老人。不料，试工半年之后，女方被留了下来，做了长期工，男方却被解聘，回家继续种地。久而久之，夫妻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种田的丈夫土头土脑，越来越木讷寡言，城里的妻子却纹了眉、染了发，越来越时尚光鲜。两人由差异产生嫌隙，又由嫌隙使矛盾激化。起初是那爸爸对渐渐懂事的女儿说：“你妈妈的钱来路不明！”那妈妈也对儿子说：“俺娃长大别像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后来夫妻频频吵架，家庭中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按孩子们的称谓来划分：
第一个团伙：奶奶、爸爸、姑姑、叔叔。
第二个团伙：姥姥、姥爷、妈妈、舅舅。
两个团伙基本处于冷战状态，不直接对话，但却心照不宣，动不动就向孩子们放冷枪，彼此攻击。
女孩儿大些了，懂得爱美了。听说妈妈回了姥姥家，就欢欢喜喜跑了去，向妈妈要钱，想买副耳钉。姥姥冷不丁说：“不会问你老子要去？衔上冰块化不出水的东西（骂那老子没出息）。”
妈妈给女孩买了耳钉，女孩戴了起来，由不住想照镜子，被奶奶发现，就没好气地说：“上学的女娃打扮得这么油光鲜亮干什么？知道你那‘浪’妈就不会教好！”
学校让交班费，孩子们回家问爸爸和奶奶要钱。
爸爸说：“去城里找你妈妈要！问问她打工到底是给你们挣培养费呢，还是给你舅舅赚娶媳妇的钱？”
奶奶附和说：“她既能买得起耳钉，自然也能交得起班费！”
姑姑也插嘴说：“瞧瞧你妈穿得跟贵夫人似的，你们却像小叫花子！去城里现现眼，叫人们认识认识她是个什么东西！”
对两个帮派的失望和反抗使姐弟间增强了凝聚力，两个小人儿又组成了一个小小团伙。姐姐对弟弟说：“与其央求他们，还不如咱自己动手呢。”她俯身到弟弟耳边说：“姥姥的铺盖垛下，靠墙的死角儿就藏着钱。”于是，两人商定：姐姐望风，弟弟动手，并且拉勾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样，他们不仅交了班费，还有剩余。
当姥姥发现家中失窃，怀疑到姐弟俩头上时，那钱早就变成孩子们肚里的零食了。而且，两个孩子的嘴一个比一个硬：
“你放钱的时候告诉我们了？谁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
“家中的大活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怀疑我们两个！”
当然，最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是奶奶这一方的人，因为他们明知道孩子需要钱，有“作案动机”。但他们却不无快意地保持着沉默。事情过后，他们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私下议论：“且不说娃娃们没拿他家的钱，即便拿了，也没有认错门子。她妈妈打工赚钱，曾填了她娘家多少？逢年过节，姥爷舅舅，几时给过压岁钱？”
言外之意：“拿”得有理。
姐弟俩的反应是冷漠、绝情，不买任何一方的账。奶奶的饭桌上什么好吃就只捡什么吃，早晨起床不叠被、不扫地。当爸爸强迫他俩帮奶奶干家务时，弟弟捅火炉故意荡一屋子灰，姐姐一洗碗就“失手”打盘、打碗……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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