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公正的道德准则、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是在温馨的家庭内和程式化的课堂上形成的。它需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历练。
小叶的妈妈是个半文盲，望子成龙的心思也不怎么急切，可是，她却培养出两个有出息的儿子。探索其中的奥秘，那就是她放手让孩子们走向社会，自己去寻求帮助。
小叶的妈妈原来跟着前夫在重庆生活，丈夫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膝前有两个儿子。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婚变，丈夫把她和小儿子小叶遣送回山西农村，自己又组织了新的家庭。小叶的妈妈带着孩子回村后，适逢“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农民们靠工分吃饭，小叶的妈妈生活难以为继，无奈又嫁了人，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每当家中拿不出上学的费用时，小叶的妈妈就说：“孩子啊，给你重庆的爸爸写封信，让他帮帮你吧。”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来也不抱怨，不在孩子心灵深处播撒怨恨的种子。
然而，一封封信都如石沉大海。
小叶的妈妈在万般无奈下，就领着正上五年级的小叶，跟生产小队队长说：“星期天、节假日，能不能让孩子帮队上结算结算工分（小叶的算盘打得不错），如果你们觉得他能行，就给他也记上几分。”
这样，小叶在十岁时就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工。走出家门、校门，开始进入成人社会。自己出了差错，曾被别人冷嘲热讽；自己做得好，也会被别人赞许。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一一尽述。
然而，小叶现在回头来重新认识那一段人生经历，却觉得那是妈妈送给他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公平公正的道德准则、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是在温馨的家庭内和程式化的课堂上形成的。它需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历练。
小叶在农村表现好，13岁被保送读高中。妈妈对其前途的期望并不大。孩子在校读的是“政治侧重班”，目标是为农村培养干部或农民夜校的政治理论教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社来社去”，直接面向当地农村培养人才）。入学前，妈妈又让小叶到各亲戚家寻求帮助，凑够了入学所需的第一笔经费。
入学后，在班主任老师的支持下，小叶申请到了助学金，补贴了部分伙食费。由于亲身经历了筹借学费时难以启齿的窘迫，小叶在学校如饥似渴，学得非常勤奋。政治侧重班的课程根本不能让他满足。他又借了数理化课本，蚂蚁啃骨头般硬啃。在同学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老师。为了学数理化，他几乎找遍了母校所有的理科老师。
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末期，主动找老师问课的学生几乎没有。因为上大学实行“推荐选拔制”，能否被推荐，与学校，更与学习成绩无关。“交白卷”的张铁生被宣传为“反潮流英雄”，“读书无用论”正统治着学校。小叶不同寻常的勤奋好学，自然感动了老师们，那些满肚子学问、无人重视的老师简直把小叶当成了知音，倾囊相授。有人好奇地问小叶：“你怎么对学习这样热爱呢？”他说：“在我的生活中，什么都不及学习快乐。”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恢复高考制度后，刚满16岁的小叶以优异的成绩被华中工业大学录取。
可是，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小叶的母亲却突然病逝了。母亲没有给小叶留下任何遗产，却留下一家的拖累：尚未成人的弟弟、妹妹，还有病病歪歪的继父。母亲临终前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儿啊，妈妈再也帮不上你了。世上好人多，自己找贵人相助吧。”
小叶在母校老师的资助下上了大学。
小叶是他家第一名大学生，很快就与亲生父亲重修旧好。在父亲和继母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 大学期间，小叶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积极参加多种活动，他曾以《我的老师》一文获得学校的征文大赛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开阔自己的眼界，他努力学习外语（中学期间未开设外语课程），不仅按学校要求通过了英语等级考试，还自修日语。学校里有一位归侨老师，精通日语，小叶常去求教，受益颇多。毕业那年，适逢国家选派出国留学生，小叶以日语特长脱颖而出，在经过一年的加强训练后被派到著名的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攻读博士。
留学期间，他克勤克俭。常用这样的座右铭来鞭策自己：道德品质上严要求，生活享受上低要求，学业科研上高要求。在取得博士学位前夕，他的继父也去世了。他又担当起了这个家庭擎天柱的角色，供弟弟读完高中和大学，帮妹妹成家立业，以及供养下岗的生父和继母。如今，小叶在日本一家著名企业专门负责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业务，可算是事业有成，但他没有忘记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他都及时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他在竭力回报亲友、老师、母校、家乡和祖国。
一个人能清楚地判断出谁肯帮助自己，并能得到有效的扶助，其实就是自助能力的展示。这其中，个人诚信、亲和力和人格魅力都在发挥作用。
小叶的成功，当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妈妈放手让他寻求各方面的帮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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