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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