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编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能猜到子轩的心思，对子轩的做法也能理解，但是为了圆场措辞比较含蓄：“大概是问话中已有潜台词在说他不务正业。”　　

　　节目主持人是现在主持央视《实话实说》栏目的和晶，她看到这个场面担心出场后会砸锅，临走嘱托我多做做工作。　　

　　子轩听见外面没动静了才从卫生间出来，头一句话就说：“我想回去了，这里的人怎么跟土老冒一样，除了知道考大学找工作什么都不懂。”　　

　　我想不出好办法哄他，突然冒出一句：“你就留在上海开网吧好了，有这样的免费广告支持，肯定火爆。”晚上，我没带子轩去逛灯火通明的外滩和南京路，因为我知道子轩更喜欢他的虚拟世界。　　

　　不知是讲求效率还是花钱仔细，我们第二天就被派上场了。出场前，子轩问我该说些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来个实话实说吧。　　

　　现场的效果不甚好，尽管当时上海台拥有风头正劲的主持人和晶，但是节目制作水平与央视有天壤之别。当谈起MUD来在场的人几无人知，难以想像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会。现场的气氛有些像考场，老师、学生说起话来像背课文，请来的有些专家、教授讲话义正词严，让人觉得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搞完。主持人凭着伶牙俐齿张罗着台上台下，经常要像小学教师一样启发大家发言。我总也找不到畅所欲言的感觉，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捱到完事。回到宾馆后自责不迭，我感觉自己无聊透顶，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触电”我知道谨慎了。有一次找《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谈一个选题，事没谈成，但杨表示对我的事情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在《实话实说》做一期节目，我找了个借口推掉了。　　

　　我说子轩正在学习过程中，《实话实说》影响太大，他可能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一个没有养成内定品格的人活在舆论的压力下未必是好事。　　

　　事后看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子轩当时思想动摇不定，还没实话实说的自信，总怕别人捅他的痛处，说话有遮掩，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说为好，对谁都好。　　

　　关于我们父子之间的故事制作了三期，这在央视很少见，2000年的春节前，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中播出了。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片子播出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进地铁就有人认出了，当然不会有明星那份感受，我是另类。我能从人们的眼神中读出各种态度，支持者少反对者多，不理解者更多。　　

　　几位在京的大学同学年前聚餐，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意思是干吗要像小丑一样作贱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劝我认清潮流端正心态好自为之。同学们都混得不错，即便不算是成功人士也都能在小康中排名靠前，孩子们也都上了大学或考出了国，在这种场合，我似乎无言以对。　　

　　我和子轩从此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估计那几天找他的人不会少，人们肯定会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心里没底无法回答，于是一躲了之。他母亲反应强烈，认为我拿着孩子当道具做电视表演秀，为出名不择手段。　　

　　他的奶奶看了电视以后打电话来对我好一顿责备，问我为什么要拒绝子轩想上学的要求，让我带上子轩回老家烟台过年。她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心疼孙子，更是不愿意看到她曾经带过多年的孙子沦落成文盲，她想亲自干预孙子的教育。我的姨妈刚从美国带孙子回来不久，对美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之发达感触颇深，亲笔写信给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学。我知道长辈们的好意，但无法用书信和电话说清楚，只好用礼节性客套敷衍。　　

　　当时我似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处境，很郁闷。还好这是在北京，永远不必发愁，总会有能理解你的朋友邀着去喝啤酒。一个忘年小朋友子鹏比子轩稍大几岁，看了片子后说：“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你看看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就这么跟大人说话。　　

　　这就是媒体给我个人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找到李晓明想请他核实一下这部分内容，晓明告诉我，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史唯和李晓明也该拿这个奖，因为下足了功夫。再者，当时我和子轩迫于生存现实，在拍摄过程中根本就没考虑过镜头，全然是在无意中演出了一场充满了冲突与绝望的现实生活悲剧。看过的人说，子轩的形象比我可爱，言外之意是我有些可憎或是可悲。我对镜头记录下的状态着实不满意，我当时的气色很不好，似乎显得走投无路前景灰暗。　　

　　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那个样子，撑也撑不起来一个得意的形象。但我需要得意也自信有得意的一天！因此埋下了一个心愿，我早晚要用自己的新生活和文字亮出镜头拍不到的心迹，让所有的人都看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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