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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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就是两年，子轩一直不来见我。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猜我也会是子轩的心病。　　

　　想想我当年也有过躲老爹气老爹的时候，真可谓轮回报应。我的逆反方式与子轩略有不同，我老爹当年老是喜欢给我念毛主席语录，我不想听，就从《资本论》里找理论武器与之争辩；子轩不来这一套，他内心坚持两个凡是：凡是老爸反对的就拥护，凡是老爸拥护的就反对。虽然不公开叫板，但是心里面拿劲。也许父子关系在根本上就带有敌对性质，想到当年在子轩大小的年纪我是如何想着法子气老爹，我也就把他的逆反行为想通了。他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已经够他受了，我不想再耗他的心力。他没再找我要钱，也没找我寻求过帮助，这至少说明他还有男儿的骨气。我也不好帮他，因为我们之间玩的游戏是“一本道”，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一条道走到黑。我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也希望他能活得欢蹦乱跳、无怨无悔。我只能看着他走下去了。对他我只能关注，默默地关注。　　

　　朋友圈的人也在关注，经常有人问起。有些朋友想帮他找工作，有些朋友知道他学过平面设计，手头有这方面的业务总是把电话打给我，让我找子轩。我可以找到他，但我从来没有去找过。我估计找去了他也不会买账，想必是他宁愿自讨苦吃，也不情愿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　　

　　也许是成人了，以往退学事件渐渐被人淡忘，但如我当年所料，媒体是不会忘的。果然，又有人来追踪采访，把我们重新搬上媒体。而且又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采访我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吴苾雯。　　

　　起初我以为吴苾雯女士还是为退学的老话题而来，我有过疑惑，都是剩饭了，还有必要再热一回吗？另外，我不想再听到有人再问我“你成功吗”之类的问题，业余不入段的问题，实在懒得搭理。与吴苾雯见面不久，我就早早言明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吴女士是资深记者，又是作家，头回见面她送给了我一本新作《逃离大学》，我回去一翻觉得合口味便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书中选择的众多案例都是个案，而且大多数是问题个案。但是一桩桩事件背后都隐藏着带有普遍性的教育危机，吴女士以小中见大的笔法从个案中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怪现象。读罢我才知道她选择我作为采访对象出于对一些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　　

　　我已经离开讲台多年，已经不习惯慢条斯理地叙事，也没有心情说事，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采访过程显得很随意，在东四十条保利大厦的茶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像熟人聊天一样漫不经心。在无头绪的漫谈中，吴女士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一句口语：我只养你到18岁。最后把它作为报道我们父与子之间生活故事的标题。谈话中，我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负不起无限责任。我对这个观点有着切身体会和长期思考，我跟他讲述了思考问题的起因和过程，没谈任何理论，全说的是亲身经历与感受。我说话的态度带着情绪色彩，显得执着。吴女士听得仔细，肯定认为道理就这么回事，她把这句话放在了文章的题头。　　

　　吴苾雯女士的采访报道发表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之后《中国青年报》又组织了两期有关18岁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的氛围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我想这也是《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展开讨论的用意。　　

　　我也留意到，《逃离大学》这样的好书，尽管还有名人杨东平作序力荐，也就销售了两万册。相形之下，《学习的革命》能卖到一千多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也能卖到二百多万册。我问吴女士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怪现象，吴女士只摇头不答，大概是当记者的见得多了，懒得说。　　

　　我想说。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2003年初，《读者》转载了《我只养你到18岁》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老友建议我把《我只养你到18岁》写成书，他对我说，上了媒体，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朋友们都清楚，外人怎么能知道？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和思想向公众表达清楚呢？再说，你有原创的生活经历又有那么独特的文字，不写太可惜了。　　

　　我也早有心想写，可又总觉得那是周老而不是老周干的事情。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充足的写作理由——我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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