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哭，腰板挺直，冷冷地说了一句：“亲人上路不许哭！”像一个将军。老周不好当，先父已经定下了格位。　　

　　我就是这种性格，它带着我的父母给我留下的烙印。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父亲毕竟影响了我。我父亲是个命硬的男人，一辈子对我不苟言笑，吝用夸奖。我们较了一辈子劲，到最后谁也没有让着谁。父亲在肝癌晚期有过一次肝脏肿瘤破裂，大出血，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我们子女闻讯后都从外地回到他的身边守候。他感到满足，精神好些的时候，给陪伴在身旁的母亲唱歌，唱遍了他会唱的所有，还和全家人一起谈论手术的作用和意义，谈论安乐死的话题，像说别人。他想以这种方式冲淡病房里的凝重气氛，久后我们才想明白他是在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我们陪伴着他出了医院，探亲假满，无奈不能陪到最后。离别时，母亲搀扶着父亲，缓缓起身，一步一步地捱到家门口。开门的一刹那，寒风扑面，撩起了母亲花白了的头发。我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离别，突然浑身颤栗，泪流如泉。母亲也哭了，但是父亲没有哭，腰板挺直，冷冷地说了一句：“亲人上路不许哭！”像个将军。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低下了头。这一刻我才在内心深处对眼前的这个男人生发出由衷的敬畏。与他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还未懂事的孩子。我想倾诉心中的忏悔，但是我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我不敢直面他那目空神定的眼睛，铁了心猛叩一头，扭身踉跄离去。　　

　　这最后的一眼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一次次重现，已化做我生命中拥有的骄傲。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在病榻上对她讲过一句话：男人的感情像大海一样。父亲坚持不换刀，最终是在深夜里自己拔掉输氧管撒手人寰的。他留下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骨灰洒向家背后的荒山。甚至嘱托我母亲，丧事办完后再告诉我们这些远在外地的子女，他怕我们为办丧事拉下饥荒。不就是那么一点钱吗？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这个残酷的事件对我的生存尊严打击甚重，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对钱耿耿于怀。奇怪的是我没有被刺激出发财的疯狂欲望，倒是多了一分对金钱的轻慢，以至于口袋里稍有些就想把它一气造光。　　

　　老父生前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的是持续几十年的疾病、贫穷，死后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留下，但是我已经感到满足。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他造就了我，把老周的职称传给了我，对他我还需要什么？　　

　　老周不好当，先父已经定下了格位。　　

　　我还须面对未来，未知的未来，还有最终无法逃避的孤独，像我父亲那样。　　

　　我大可不必因自己为父的身份而受某种“原罪感”的困扰，老爸就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有商量吗？我也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思想逸出了这个时代而惶恐，因为它已经投射在子轩的身上，成了生命事实，仅此足以让我对所有来自外界的种种非议满不在乎。当然他的身上至少还有另一半，分裂的事实在他心中冲撞，因此产生出成长中的痛苦。我能帮助他的实在有限，减数分裂的遗传法则已经决定了我的有限性。我最终帮不上他，只能靠他自己张开想像创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胸怀去包容这些事实。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子轩的未来充满变数。我对子轩的不满是因为老周的价值尺度太苛刻，用老话说是恨铁不成钢。子轩的确不成钢，但是也注定不会是铁，也许会成为一块新材料。子轩再差还轮不上让科举狂们去同情。　　

　　给他留下一笔知识欠账去终身求学也没什么不好，上不上学只是个形式问题，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张书桌。　　

　　他现在想跟我玩较劲的游戏就由他好了，有那么一天他真的拿出了居敬持志的态度，我随时可以给他提供他意想不到的教育援助，他随时可以读研究生。虽然子轩不愿意见我，但我的人生信仰、价值理念、生活格调仍然会在内心深处影响着他。我一直在为他祈祷。我是不管他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想管他。我已经把他完全托付给了上帝。他必须牢记家训，“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否则，上帝早晚会派我的孙子来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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