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差异似乎已经是一个被人谈滥的话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国外大学，对于哈佛剑桥，还有着种种神秘感，对于国外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差别还有着那么多的诧异，那么在经历了多次出国潮和回国潮的今天，人们对国外大学了解的更多了，或者从那些畅销的国外大学介绍或考托考G指南之中，或者从人们或多或少地和国外大学的种种牵连之中。随着对国外大学神秘感的消失，中外教育的差异渐渐的变得模糊了，人们对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种种细节如数家珍，其自信程度远远超出对自家邻居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创造出如最近一条关于“中国19岁女学生打破牛津800年优异成绩记录”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比较中外教育的差别实际上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想来想去，也许可以拿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为例来谈一谈中外教育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差别。由于我在国外上学和教书的经历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就把这种比较缩小在中美的差异比较上。
　　MPA是一种面向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很强的专业学位。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已有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办学历史。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由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开展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进而参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政策研究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国际趋势。例如法国的国家行政学院，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和希拉丘斯大学的马克斯维尔学院，都是国外公共管理教育方面杰出的范例，成为这些国家杰出领袖的摇篮。从美国的情况看，按照1997年的彼得森全美研究生院指南统计，美国共有322所院系从事公共管理的研究生教育。其中大部分以提供MPA硕士学位教育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共管理硕士教育（MPA）在美国已同工商管理硕士（MBA）和法律博士（J. D.）一样，形成了完整的研究、培训和评估体系，成为研究生专业教育的典范。它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在美国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的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它所从事的公共管理及政策方面的研究也对美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及实施，包括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国务院学位办以及一些高校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通过在中国开办MPA。2001年暑期开始，清华大学等24所院校开始在全国招生。在MPA的筹办过程中，中外教育观念和体制的差别也暴露无遗。
　　中美教育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中的学术等级观念。在中国，所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位或非学位教育都严格地被纳入一个等级森严，高低分明的体系。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对于大专，大本，硕士，博士，博士后之间的等级高低定义的非常清楚。毫无疑问，博士后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等级体系中最高 的一级。我在清华大学就遇到很多已经拿到学位，正在从事研究或实际工作的博士的征询，希望能够来清华读博士后。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很多人更多地是希望能够进入学术等级中博士后这个宝塔的顶层。对于博士后的这种推崇使得在有人追问我在那里读的博士后时，我常常只能不无遗憾地承认，我在拿到博士学位的几个月以前就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正式任教，从而与博士后无缘。目前国内专接本及报考研究生的热潮与许多人希望进入更高等级的心态不无关系。针对MPA教育来说，很多在政府中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更多了解的是公共管理的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硕士层次的任务已经完成，尽管他们的硕士学位与公共管理的职业没有什么直接关连。
　　相对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也有各类各层次的教育，但是从等级森严和层次高低区分的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中国的体系相比。在管理领域里，美国博士教育和硕士教育的区分更多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教育，而不同一标杆下，高低等级不同的两个级别。MPA教育的设计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能够应用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从事公共管理实践的人来说，MPA就是最高的学位了。而公共管理方面的博士教育，考虑的更多的是培养学生从事公共管理这个领域里学术研究的能力，为这些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基础。这种区分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有些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干脆就没有博士学位，如美术，表演艺术等。相反对于那些已经有其他领域博士学位的人，如果改行从事管理工作，往往也很自然地选一个MBA或MPA。我在读MPA时班上就有不少已经获得过其他领域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美国同学仍然来学MPA，这按中国的教育观念是很难想象的。
　　中美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严谨规范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高等教育在学科体系设立的方面似乎过于轻率随便，而中国高等教育在学科体系方面又严谨规范的吓人。1882年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问世,麻省理工学院同年就开出了第一门电机工程的课程,康奈尔大学三年后就授予了美国第一个电机工程博士。同样，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设立也是在1887年后来的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诺·威尔逊《公共管理研究》一文发表后开始的，他提出要“建立一门公共管理的学科──追求规范的政府行为，避免其混乱和缺乏组织，并加强和净化其机构”。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这门学科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很多大学根据社会需要设立很多相关学位项目。正因为是这种看似轻率的灵活，使得美国的大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学科，开设新的学位，不断对现有学科进行调整，多年来保持了活力。当然美国也不乏一些名目新鲜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新兴学科被时间和市场逐渐淘汰。
　　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则是极为严谨。任何一个新的学位的设立，从古到今，从国内经验到国外文献，必须反复求证，充分说明；从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到具体研究方向，必须等级分明，排得清清楚楚。但正是这种繁复的严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心血，磨尽了创新的意念，耽误了发展的机会。以MPA的发展为例，尽管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急需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培养大量新型公共领导人才，尽管学位办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但MPA的出台仍然摆脱不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命运，从1998年开始的论证，到2002年的学生入学，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才算迈进了MPA的大门。

对待统一与多元的态度是中美教育体系的另一个差别。就以MPA为例，美国不同大学设立的学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MPA实际上只是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多个相关学位的统称，一般包括公共管理硕士、公共政策硕士、公共事务硕士，或公共管理科学或艺术硕士。不同学校即使学科名称相同，其课程体系和结构也往往大相径庭。更有甚者，在同一院系的同一门课程里，不同教授讲授的内容也常常有所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很多研究生课程上很少有统一教材。当然作为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学位，美国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国家公共管理及公共事务院校协会，也提出了对不同学校MPA项目课程体系的要求和相应的评估标准，但这些要求和评估标准更多地是原则性的，主动权仍然在各个学校。反观中国MPA的发展，在确定设立MPA之后，人们更多关心的就是如何进行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设立统一的课程体系（目前中国MPA有统一的9门核心课程），编写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教材，等等。
　　中外教育观念，思路，以及体制的差别还有很多很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我们对于国外高等教育了解的更多了，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在物质条件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了，但是我们在观念上体制上的差别是什么，这种差别对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意味着什么，这是所有关心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必须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