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差距。从总人口平均所受教育水平来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国民平均所受教育的程度均在15年以上，我国为5年左右。我国的大学教育，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大学入学率只有6％左右，不但低于17％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8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大学教育仍处在培养精英的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普及阶段。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本科大学生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超过20％，而我国目前大专以上人口虽已超过4000万，却仅占总人口的2.53％。美国、日本、加拿大三国不识字或少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低于1％，而我国为13.1％，即有1.5亿左右的文盲和半文盲。中国教育结构的落后，导致从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我国73％以上的从业人员只具有初中和小学的水平，而西方发达的从业人员则普遍达到本科以上的文化水平。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教育经费方面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巨大差距，有的统计甚至认为，这种差距为1:100，即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仅相当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1％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5％至7％，而我国则不到3％。上述比较和差距不但表明，我国在扫除文盲、半文盲，普及9年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教育经费等方面都面临着难题和挑战，而且表明我国落后的教育水平，已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数字鸿沟是当今世界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它通常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程度不同和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鸿沟，也有人把它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出现并不断拉大的，是富与穷、强与弱、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在信息时代急剧扩大和深化的产物。它不但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而且存在于群体与群体（行业、企业、人群）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与扩大，不但会导致世界各国技术和经济地位的改变，而且会引起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和各国社会发展差距的巨变。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水平是衡量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两个重要标志，因此也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数字鸿沟的一种尺度。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美国电脑的普及率和网络的普及率分别为中国的55倍和21倍。另一种尺度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新能力。用这一尺度来衡量，则中西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息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主导产业，并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源泉。美国率先进入的高科技产业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有人把农业社会称为劳力经济社会，把工业社会称为资源经济社会，而把信息社会称为知识经济社会。这些人为后者界定了许多特征，其中包括高新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超过55％；在劳动力结构中，从事农业者为10％以下（美国为2％），从事工业者为20％以下（美国为10％），从事高新技术产业者为40％以上（美国为88％，但称之为服务业）；以教育和知识为主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80％以上；教育占有极大的重要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8％，国民平均受教育的程度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知识经济社会的特征表明，所谓知识经济，实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处理知识信息、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的经济，而所谓的数字鸿沟，实质上是知识差距。因此，要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填平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就必须加快以教育和知识为主的科技进步的步伐，就必须大力开展普及利用数字化技术的教育和培训。

当今世界的竞争，无疑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但归根结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这意味着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培育人才的摇篮的地位和作用，不但已日益凸现，而且将变得更加重要。因而，如何改革教育并制订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调整和制订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教育发展战略，也成为各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

我国“十五”计划已提出了以下教育目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中西部地区初中入学率达90％以上；高中入学率达60％；高等教育入学率达15％以上。应当说，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国家财力有限，提出这样的目标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不能否认的是，当上述教育目标实现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将依然是较大的。由于缩小教育差距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还必须着眼于未来，寻求较快的缩小差距、填平鸿沟的途径。在我国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也在致力于改革和开放教育，其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从有利的方面说，这种情况无形中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的机遇。例如，在美国政府掀起的面向21世纪的高教改革运动中，美国政府提出的改革目标和具体改革措施，便有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在制订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长远发展战略时，除了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外，还需要不断跟踪世界教育总的长远发展趋势（为教育的全球化、终身化、社会化、虚拟化、产业化和未来化等），并评估这些趋势对中国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还应当针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研究一些带有政策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问题，象如何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使改革和开放变得更有成效；如何打破学科和专业局限，培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如何解决有限的国家投资与不断扩大的教育社会需求的矛盾等等。只有抓好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的制订，才能为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填平正在日益加大的数字鸿沟，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较扎实的前提与基础。